“鋼鐵行業正在進入冰河期。”這位煉鋼快40年的中國民營鋼鐵業“教父”說，20年前賣一噸鋼材的利潤是2000元，10年前是1000多，而現在，一般企業賣噸鋼連一公斤豬肉的利潤都沒有，能保本就屬不易。長期積累的產能過剩矛盾，到了集中爆發的臨界點。

　　中國鋼鐵1999年鋼產量1億噸，2004年達到2.2億噸，現在接近9億噸。從上世紀90年代起，鋼鐵產能過剩的問題就開始顯現，但因鋼鐵業投資強度大，經濟周期向上時對地方經濟規模的“加分權重大”，所以每一輪調控都是左右手互搏的過程。10多年調控下來，集中度反而倒退，產能也放大了數倍，有一半是這幾年間通過高密度投資形成的。

　　“這幾年資本形成快，社會上錢多、想賺快錢的人多，投資過度、產能過剩，一哄而上之后只有靠價格來‘拼刺刀’，還都以為這是黎明前的黑暗，很短暫。”沈文榮經歷過多輪經濟周期的考驗，對此有深切體會。中國現在已是世界第一大產鋼國，但中低端和初鋼比重較大，高能貨幣集聚，密集的投資很快形成產能過剩，可只要有一點利潤，還得開足馬力生產。這導致了市場低迷時，初級產品的產能繼續向上攀升，而價格向下滑翔的痛苦。

　　沈文榮感嘆，面對困難，我們的企業沒能像日韓企業那樣，抱團取暖形成緊密一致的對外機制。無論是上游的鐵礦石談判，還是終端的鋼材價格，大家心都不齊。市場困難的時候，人家是幾大巨頭坐下來，協商通過限產來穩定價格;我們是各自為戰，關起門來“拼刺刀”，被人家各個擊破。

　　這一輪鋼鐵行業調整付出的代價十分高昂，沈文榮說。鋼鐵也好、光伏也罷，關鍵是政府、企業都要厘清市場的邊界，政府的職責是創造并維護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當好“裁判員”。這些年來，大發展的時候過度放縱、調控的時候過度緊縮，導致全行業不停地“打擺子”。“政府經常討論干什么，現在到了討論政府不該做什么的時候了，特別是對這種產能嚴重過剩的行業。”沈文榮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