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樹潔:中國內需乏力的畸形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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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李克強說城鎮化大有作為,在中國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我到國內也聽到許多官員和學者都在談城鎮化的作用,大家認為城鎮化是中國未來發展的激發點。 其實,城鎮化只是重新走農村包圍城市…
最近,李克強說城鎮化大有作為,在中國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我到國內也聽到許多官員和學者都在談城鎮化的作用,大家認為城鎮化是中國未來發展的激發點。
其實,城鎮化只是重新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已。
如果我們把中國改革開放的34年分為三個階段,也就是1978-1991年間,1992-2000年間,以及2001-2012年間,我們可以這樣認為,第一階段發展的根本激發點是農村的改革,重點為聯產承包責任制,加上放開農產品市場和價格,大大的提高了農業的生產力,尤其是土地和勞動力的生產效率,為中國今后20多年的城市和工業的改革提供了厚實的物質基礎、大量剩余的農村勞動力和廣闊的農村市場。
第二階段發展的激發點就是鄧小平的南巡講話,講話的內容就是‘我們的改革步伐可以加快一定,膽子再大一點,。。。,大膽的引進外資和國外的先進技術,為中國的現代化發展所用。’這一時期的中心點就是引進外資,就是出口拉動。外資的作用,并不是中國真的需要資本,而是需要包含在外資里面的外國先進技術,外國的先進管理經驗和國際的貿易人才及貿易渠道。外資在大幅度提高中國生產技術的同時,也為中國的產品打開了一個廣闊的海外市場。
第三階段發展的激發點就是加入WTO,讓中國的產品出口不再受美國國會‘最慧貿易國’的投票影響,從而,極大限度的發揮中國勞動力多、產品便宜的優勢。加入WTO以后,除了2009年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出現負增長之外,從2001年到2011年,中國每年的進出口貿易都增長20%以上,有的年份甚至增長超過30%。例如,2010年,中國的對外貿易增長34.3%,2011年增長22.5%。2007年,中國的外貿順差達到當年GDP的8%,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高達60%以上。后來的貿易順差有所減少,不過,到了2011年,順差占GDP的比重還有2.1%,貿易總量還是GDP的50%。這個比例,比日本、歐盟、美國等世界主要經濟體都要高的多。
過去34年的歷史也表明,每個主要的經濟增長激發點,最多只能維持10年的時間,超過10年,其作用必然衰弱。
例如,進入2012年以來,WTO對中國的出口作用已經衰弱了。這不僅是因為世界金融危機、歐洲債務危機的緣故,而是WTO的作用不可能長期的推動中國超過20%的速度增長。也就是說,就算沒有金融危機,就算沒有歐洲債務危機,中國的出口增長速度也會下降。因為,隨著出口和貿易順差的不斷增長,人民幣的升值壓力不斷加大,國內的生產要素價格,包括土地和勞動力,也不斷提高,使中國出口的價格優勢不斷消失。如果技術進步和生產效率的提高,無法彌補由于要素價格提高對中國外貿優勢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中國的出口一定要受到限制。中國是世界前沿技術的模仿者,而不是世界前沿技術的開拓者,所以,在技術方面,中國的上升空間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于發達國家技術創新的速度。
就目前的情況看,發達國家的最大困惑也是因為技術創新速度無法挽救它們的世界競爭優勢,所以中國的模仿對象沒有了,自我創新能力也還沒有培養出來,唯一能夠挖掘的潛力,就是把現有的技術和資本,投放在國內比較落后的地區和產業部門,才能提高資本的總體效率。
而有能力吸引國內資本,并把它變為有效生產力的,恰恰就是農村。如果說34年前,中國經濟是從農村開始發跡的話,34年以后的今天,能夠提高有效內需,提高資本投資效率,實現全面小康發展目標的地方,也是廣大的農村了。所以,修煉內功,必須先發展農村。
新的轉折點
2012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關鍵性轉折點。一方面,世界金融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還在拖累全球的經濟復蘇。歐盟經濟增長速度接近零點,美國復蘇乏力,日本徘徊不前。金磚國家,除了俄國還保留比較強的增長,巴西、印度和中國的增長速度,都比前幾年下降了很多。除了中國,其它三個國家再度遇到高通脹和貨幣貶值的困擾,出現了10年來最大的困難。
中國雖然能夠堅持7.5%的增長速度,卻基本上是靠大量的政府投資拉動來維持。出口出現了明顯的下滑,尤其是11月份的對外貿易,進口驚現零增長,出口只有增長2.7%。全年實現10%的貿易增長目標,已經成為泡影。
歐盟占中國出口商品的六分之一,對歐盟的出口卻下降17%。任何國家對中國進口需求的增長,都無法抵擋歐盟市場的下塌。中國出口到其第二大目的地,美國,也是出現負的增長。原本想通過對俄國、巴西、印度、非洲、東盟等經濟體的出口增長來抵消對歐美日增長的下滑,誰知道,這些國家不僅占中國的出口份額小,而且,它們也出現了經濟下滑的局面。
在國內,通脹壓力依然存在,11月份的CPI增長再度進入2%以上的時代,估計未來的通脹壓力將再度出現。尤其是房地產的價格居高不下,投資風險加大,政府不敢放松對房地產的管制。其它的投資門路,也越走越窄。
政府唯一的出路,就是內需拉動。然而,內需拉動,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為啥?
其一,內需拉動,需要時間,不是說你想拉動,就能拉動的。政府可以用行政手段搞投資,卻不可能用行政手段逼迫老百姓花錢,刺激消費。
其二,有錢人的消費,基本上都集中在高端的消費,例如進口的名牌消費品、高檔汽車、出國旅游和送小孩出國讀書,等等。這些消費,花不少錢,卻拉不動國內經濟的增長。因為這些高端的消費,對國內產業經濟的拉動效果極差。進口的奢侈品、汽車、出國留學等和國內的工業、服務行業的關聯性不大,拉動國內就業的效果不大。
其三,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費,可以帶動就業、帶動上下游產品和服務鏈條,但是,這些人一方面沒有那么多的錢可以消費,另方面,就算有錢也不敢消費。
總之,中國內需乏力的根源,在于兩點:收入分配畸形,社會服務保障缺失。前一點導致消費偏激,拉不動國內的產業鏈條,后一點導致存款太高。在社會保障缺失的情況下,多存款、少消費,是普通百姓規避生活風險的必然舉措。
當然,投資畸形也是拉不動內需的另一個因素。例如,大家都把錢扎在房地產上面,當房子賣不出去的時候,與房地產有關的產業鏈,都出現了貧血現象。
其實,城鎮化只是重新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已。
如果我們把中國改革開放的34年分為三個階段,也就是1978-1991年間,1992-2000年間,以及2001-2012年間,我們可以這樣認為,第一階段發展的根本激發點是農村的改革,重點為聯產承包責任制,加上放開農產品市場和價格,大大的提高了農業的生產力,尤其是土地和勞動力的生產效率,為中國今后20多年的城市和工業的改革提供了厚實的物質基礎、大量剩余的農村勞動力和廣闊的農村市場。
第二階段發展的激發點就是鄧小平的南巡講話,講話的內容就是‘我們的改革步伐可以加快一定,膽子再大一點,。。。,大膽的引進外資和國外的先進技術,為中國的現代化發展所用。’這一時期的中心點就是引進外資,就是出口拉動。外資的作用,并不是中國真的需要資本,而是需要包含在外資里面的外國先進技術,外國的先進管理經驗和國際的貿易人才及貿易渠道。外資在大幅度提高中國生產技術的同時,也為中國的產品打開了一個廣闊的海外市場。
第三階段發展的激發點就是加入WTO,讓中國的產品出口不再受美國國會‘最慧貿易國’的投票影響,從而,極大限度的發揮中國勞動力多、產品便宜的優勢。加入WTO以后,除了2009年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出現負增長之外,從2001年到2011年,中國每年的進出口貿易都增長20%以上,有的年份甚至增長超過30%。例如,2010年,中國的對外貿易增長34.3%,2011年增長22.5%。2007年,中國的外貿順差達到當年GDP的8%,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高達60%以上。后來的貿易順差有所減少,不過,到了2011年,順差占GDP的比重還有2.1%,貿易總量還是GDP的50%。這個比例,比日本、歐盟、美國等世界主要經濟體都要高的多。
過去34年的歷史也表明,每個主要的經濟增長激發點,最多只能維持10年的時間,超過10年,其作用必然衰弱。
例如,進入2012年以來,WTO對中國的出口作用已經衰弱了。這不僅是因為世界金融危機、歐洲債務危機的緣故,而是WTO的作用不可能長期的推動中國超過20%的速度增長。也就是說,就算沒有金融危機,就算沒有歐洲債務危機,中國的出口增長速度也會下降。因為,隨著出口和貿易順差的不斷增長,人民幣的升值壓力不斷加大,國內的生產要素價格,包括土地和勞動力,也不斷提高,使中國出口的價格優勢不斷消失。如果技術進步和生產效率的提高,無法彌補由于要素價格提高對中國外貿優勢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中國的出口一定要受到限制。中國是世界前沿技術的模仿者,而不是世界前沿技術的開拓者,所以,在技術方面,中國的上升空間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于發達國家技術創新的速度。
就目前的情況看,發達國家的最大困惑也是因為技術創新速度無法挽救它們的世界競爭優勢,所以中國的模仿對象沒有了,自我創新能力也還沒有培養出來,唯一能夠挖掘的潛力,就是把現有的技術和資本,投放在國內比較落后的地區和產業部門,才能提高資本的總體效率。
而有能力吸引國內資本,并把它變為有效生產力的,恰恰就是農村。如果說34年前,中國經濟是從農村開始發跡的話,34年以后的今天,能夠提高有效內需,提高資本投資效率,實現全面小康發展目標的地方,也是廣大的農村了。所以,修煉內功,必須先發展農村。
新的轉折點
2012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關鍵性轉折點。一方面,世界金融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還在拖累全球的經濟復蘇。歐盟經濟增長速度接近零點,美國復蘇乏力,日本徘徊不前。金磚國家,除了俄國還保留比較強的增長,巴西、印度和中國的增長速度,都比前幾年下降了很多。除了中國,其它三個國家再度遇到高通脹和貨幣貶值的困擾,出現了10年來最大的困難。
中國雖然能夠堅持7.5%的增長速度,卻基本上是靠大量的政府投資拉動來維持。出口出現了明顯的下滑,尤其是11月份的對外貿易,進口驚現零增長,出口只有增長2.7%。全年實現10%的貿易增長目標,已經成為泡影。
歐盟占中國出口商品的六分之一,對歐盟的出口卻下降17%。任何國家對中國進口需求的增長,都無法抵擋歐盟市場的下塌。中國出口到其第二大目的地,美國,也是出現負的增長。原本想通過對俄國、巴西、印度、非洲、東盟等經濟體的出口增長來抵消對歐美日增長的下滑,誰知道,這些國家不僅占中國的出口份額小,而且,它們也出現了經濟下滑的局面。
在國內,通脹壓力依然存在,11月份的CPI增長再度進入2%以上的時代,估計未來的通脹壓力將再度出現。尤其是房地產的價格居高不下,投資風險加大,政府不敢放松對房地產的管制。其它的投資門路,也越走越窄。
政府唯一的出路,就是內需拉動。然而,內需拉動,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為啥?
其一,內需拉動,需要時間,不是說你想拉動,就能拉動的。政府可以用行政手段搞投資,卻不可能用行政手段逼迫老百姓花錢,刺激消費。
其二,有錢人的消費,基本上都集中在高端的消費,例如進口的名牌消費品、高檔汽車、出國旅游和送小孩出國讀書,等等。這些消費,花不少錢,卻拉不動國內經濟的增長。因為這些高端的消費,對國內產業經濟的拉動效果極差。進口的奢侈品、汽車、出國留學等和國內的工業、服務行業的關聯性不大,拉動國內就業的效果不大。
其三,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費,可以帶動就業、帶動上下游產品和服務鏈條,但是,這些人一方面沒有那么多的錢可以消費,另方面,就算有錢也不敢消費。
總之,中國內需乏力的根源,在于兩點:收入分配畸形,社會服務保障缺失。前一點導致消費偏激,拉不動國內的產業鏈條,后一點導致存款太高。在社會保障缺失的情況下,多存款、少消費,是普通百姓規避生活風險的必然舉措。
當然,投資畸形也是拉不動內需的另一個因素。例如,大家都把錢扎在房地產上面,當房子賣不出去的時候,與房地產有關的產業鏈,都出現了貧血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