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日從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獲悉，根據該所博士后馮俏彬的研究表明，將現有已在城市居住的農民工市民化的總成本超過1.8萬億元，若要在2020年完成這一任務，各級政府每年為此新增的財政支出將超過2200億元。同日，多位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表示，城鎮化一定要解決資金瓶頸問題。

　　“我到地方參加人大會議，發現地方農民工市民化安排得很好，但相應的財政預算卻沒有準備好。我在兩會上會問這個問題：新型城鎮化特點是農民工市民化，你的預算準備好沒有？”全國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直言。

　　“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一定要統籌考慮，不能簡單地認為，城鎮化就是走以前的圈地運動。”全國政協委員、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朱之鑫3日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總結城鎮化的經驗很重要，城鎮化并不是樓越高越好，馬路越寬越好，更重要的是給人們提供一個宜居的、生態的環境。

　　馮俏彬的研究報告顯示，以2011年不變價格計算，將現有15863萬已在城市居住的農民工市民化的總成本時點值為18091.58億元。理論上講，在上述總成本中，中央政府應當主要承擔隨遷子女教育成本和社會保障成本，共計4152 .83億元；地方政府主要承擔社會救助、保障性住房成本，共計13938.75億元，其中東部地區政府要承擔9115 .94億元，中部地區政府要承擔2453 .22億元，西部地區政府要承擔2327.77億元。如果到2020年完成這部分農民工市民化任務，各級政府每年為此新增的財政支出為2261.45億元。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東方資產管理公司原總裁梅興保對記者說，城鎮化建設的資金來源應該是多樣的，首先是土地運作，但不要搞成新一輪土地的超規模儲備和無序的房地產開發，要合理布局和規劃。然而，土地運作近年來受到房地產市場調控影響，財政部數據顯示，2012年全年，在全國政府性基金中，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28517億元，比上年減少4656億元，下降14%。

　　今年地方兩會上，多個省份的“政府工作報告”都把城鎮化作為單章列出，有的地區還提出城鎮化率目標。辜勝阻強調，城鎮化健康發展要避免掉入陷阱。一要防過度城鎮化，應避免城鎮化缺乏產業支撐，使新市民變游民、新城變空城的“拉美化陷阱”。二要防有速度無質量的城鎮化，避免地方一哄而起搞大躍進，一味追求城鎮化的高速度和規模擴張，陷入“速度至上陷阱”。三要防城鎮化的“房地產化”，過度依賴土地財政，避免過高地價推高房價、陷入“賣地財政陷阱”。四要防地方政府以地生財，消滅村莊，迫使農民“被上樓”、農村被城鎮化，陷入“掠奪式發展陷阱”。五要防特大都市“大城市病”，避免重物的城鎮化而輕人的城鎮化，陷高樓林立而居民幸福感下降、人口膨脹、環境惡化、資源粗放開發的陷阱。

　　國家發改委投資研究所戰略研究室主任羅松山向《經濟參考報》記者表達了擔憂，即便光從生產性投資而非消費性投資的口徑觀察，如果地方不顧經濟實力和投資能力，出現城鎮化率的“大躍進”，無疑會在2013年加劇地方投資資金的需求缺口，“錢從哪兒來”的資金瓶頸無疑會更突出。一方面，農民工或農民進入城市后如果“水電路氣”跟不上，只能導致“人工城鎮化”、城市貧民窟；另一方面，如果各地方過于依賴地方投融資平臺來緩解資金饑渴，過于依賴平臺發行債券和銀行貸款，銀行放貸如果過于依賴地方政府信用，就會導致地方債務風險向金融風險轉移。

　　為了緩解城鎮化資金瓶頸，全國人大代表、株洲市市長王群建議，加大資金支持力度，改革“撒胡椒面”式的扶持方式，重點扶持一批基礎條件好、發展潛力大，具有輻射帶動作用的小城鎮建設，著力打造一批工業重鎮、商貿強鎮和旅游名鎮。

　　民建中央提案則建議研究和推廣房產稅、土地增值稅等稅收制度改革，確保地方財政有穩定可靠的稅源，使得政府擺脫對“土地財政”的依賴。與此同時，還要建立多元化、多渠道的資金供給模式，通過政策引導提高民間資本參與城市建設的積極性。如推進民營企業在城鎮建設的基礎設施、公共事業和社會事業中與其他所有制企業在投資審批、土地、財稅扶持方面的待遇公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