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山的另一角:國企淪陷鋼貿放貸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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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倉庫中堆放的鋼材,數以萬計,準確權屬難以清點。 在鋼貿融資鏈中,資金充裕的國企扮演起二銀行的放貸角色。只是在這個癲狂的游戲里,同一批鋼材往往被押給多家國企。直到現在,在許多…
在倉庫中堆放的鋼材,數以萬計,準確權屬難以清點。
在鋼貿融資鏈中,資金充裕的國企扮演起“二銀行”的放貸角色。只是在這個癲狂的游戲里,同一批鋼材往往被押給多家國企。直到現在,在許多上海倉庫里,鋼材都已經銹了,還沒搞清楚究竟應該屬于誰。
“躺著賺錢”的邏輯
一轉手就有10%以上的息差。
為鋼貿商提供融資的,并非只有銀行。最近幾年,資金充裕的國企、上市公司都在鋼貿融資鏈上扮演起了“二銀行”的角色。
國企的先天優勢是能從銀行拿到低息貸款,一家分公司或子公司在一家銀行的授信高達30億到50億,貸款成本是5%左右的銀行利息,同期市場上的拆借利率在16%-22%不等,一轉手就有10%以上的息差。
在鋼貿圈里,以民營鋼貿商為主,但也有像中國五礦這樣的國字軍——這些大型國企的下屬子公司、分公司也在從事鋼貿業務,但他們往往意興闌珊。與其自己去賺辛苦錢,不如把貸款轉給民營鋼貿商,讓他們去做業務,自己坐收利息。
于是,極度渴求資金的鋼貿商與大型國企一拍即合。
在這種模式中,國有企業先幫助缺乏資金的鋼貿商支付貨款,鋼材放在第三方倉庫進行監管,一段時間后鋼貿商再通過加付一定的傭金費用或者利息費用償還資金后,以拿回鋼材貨權。
這種俗稱“托盤”的融資業務始于2008年底。當時“四萬億”財政刺激計劃多數投向“鐵工基”項目,房地產市場也開始回暖。諸多利好消息的推動下,鋼貿商們開始從所有能籌錢的渠道借錢囤貨,賭鋼材升值。
與此同時,國企、上市公司也受益于寬松的銀根,獲得大量銀行低成本資金,于是資金雄厚的企業,搖身用銀行的錢賺錢。
按照“托盤”的行規,鋼貿企業要付給托盤方每月1.3到1.8分的利息,走賬期6個月。也就是說,充當托盤方的大型國企從銀行貸出資金,只要在辦公室打幾個電話,半年凈賺10%以上。鋼貿商還要塞好處,求著金主。這對國企來說,可謂是“躺著賺錢”。
“托盤”業務的吸引力不止于此。國企的考核機制要求做大營業額,鋼材“托盤”動輒幾個億的資金量,買進賣出,營業額成倍翻滾,做大營業額的目標很容易實現。高峰的時候,一家央企下屬的多家子公司、分公司都在做“托盤”業務,相互之間還要競爭。
銀行給鋼貿企業貸款前要進行貸前審查,這降低了“托盤”風險,而國企甚至不需要考察鋼貿企業資質,跟領導打個招呼即可放款。
但是保證“托盤”資金安全的前提是代表貨權的倉單真實有效。一旦鋼貿企業用虛開的倉單抵押融資或一批鋼材重復質押,麻煩就來了。
倉庫也是福建人的
控制倉庫后,反復質押易如反掌。
鋼貿商總是希望能融到更多的資金,倉庫就變成了秘密所在。
最初的手法是搞定國企負責監管的工作人員,虛報質押鋼材的數量。因為很多國企沒有自己的倉庫,鋼貿商把鋼材質押給國企,往往是登記一下之后,貨還放在原來的倉庫。
后來,鋼貿商們發現,每一筆要搞定一次,很是麻煩。如果直接控制倉庫,則可以一勞永逸。
上海寶山一帶的倉庫庫容可達200萬噸,以一家鋼貿商的實力不足以買下倉庫。而福建籍的鋼貿商喜歡抱團,二三十個人合伙出資把倉庫買下,直接進行控制。
等到2012年8月,“托盤”危機爆發后,一位國企的代理律師查遍工商資料后發現,鋼貿商控制倉庫的手段也極其隱蔽。早期還能發現許多蛛絲馬跡,比如關聯股東同時出現,比如鋼貿商的老婆作為倉庫的法定代表人或股東。但后來,倉庫與鋼貿商表面看起來都毫無瓜葛,他不得不買通倉庫的內部人才得知其中的關聯。他說,“幾乎都被換成了‘白手套’。”
拿下倉庫之后,鋼貿商將同一批鋼材反復質押給多家托盤企業更是易如反掌。
其實后來一些國企的領導已經看出其中的貓膩,但不忍放棄“托盤”生意帶來的高額回報,沒有及時叫停,只是慢慢收縮,還沒等到收完就出事了。
而一些國有倉庫雖然沒有被鋼貿商直接控制,但也失守,包括行業里信譽最好的中國鐵路物資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國鐵物)。
中國鐵物寶楊路庫的某位經辦人和上海金輿商貿有限公司聯手,開具虛假倉單,將一批貨物“托盤”給貿易公司上海托克的同時,還重復開單給廈門象嶼、上海閩路潤等多家托盤公司,累計涉案金額超過5億。
到后來,“托盤”已經演變成單純的融資——“托盤”公司實際并不需要貨物,只要鋼貿資金鏈不斷,貨權實際歸屬并不重要,“托盤”公司收到的倉單更接近借款憑證。
前述國企的代理律師親眼見到一整套造假的發貨單和入庫單,代理訂貨的買賣合同都是虛假的。
制造虛假倉單可以讓資金杠桿無限放大,到最后,鋼貿商已經不知道自己借了多少錢,早已失去了對資金的管理和控制能力。
在這個游戲里,如果鋼材價格一直上漲,托盤就永遠不會掉下來。
東窗事發
國企因這些鋼材而造成的壞賬,金額可能遠超銀行。
鋼貿商從托盤方融資后,往往不再從事鋼材買賣,而是投向房地產和民間借貸。但2011年底開始,多個地區的高利貸錢莊崩盤,房地產業的資金鏈條也在嚴厲的樓市調控下繃緊。
此時,托盤陸續到期,鋼材價格又在持續下跌,鋼貿商急于變現,出貨價格甚至跌到了鋼廠出廠價以下。
到期還不了錢,鋼廠便要來倉庫提貨。但一提貨,游戲就露了餡。
2012年8月22日,上海市國資委下發《關于排查鋼貿融資領域的緊急通知》,提示說部分在上海經營鋼貿企業的福建寧德人員使用虛假倉單,向國有企業融資,已形成國有企業的重大風險。根據上海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批示,將全面查清委管企業涉及情況,妥善處理問題,排除風險。
至此之后,鋼貿鏈條上的企業如同多米諾骨牌一家家倒下。截至2012年年底,因為鋼貿回款問題,中鋼天源、廈門信達、馬鋼、中儲股份、中材國際等多家上市公司發布了風險提示。
一位五礦公司的法務人員感慨地回憶,從來沒在同一時間見過那么多領導。其中一家子公司的涉案金額高達幾個億,五礦的會計算賬就算了三天。
他記得,2012年的9月,在鋼材倉庫集中的上海寶山區,倉庫門口到處是法院的封條。
一家倉庫門口貼著幾家法院的裁定書和公告,一堆鋼材貼著幾家國企的物權所有標簽,一堆鋼材也已經被法院重復凍結了多次,是當時常見的景象。
一時間,國企都來倉庫討要鋼材,為了搶貨甚至在倉庫大打出手。倉庫方則派出重型卡車和集裝箱堵在門口——當時在上海,重型卡車都被搶租光了。
來上海經偵總隊報案的人也排成了隊。而一些小型鋼材加工企業也連帶遭殃,放在倉庫的小批貨品常常被誤封或者誤搶。于是,有人便不得不直接睡在倉庫里守著鋼材。
現在,半年過去了,許多被重復質押的鋼材仍然無法確定歸屬。
2013年3月,南方周末記者來到2012年出事的高境倉庫,只見堆放在露天的鋼材里外都已銹蝕,據同行的鋼貿商判斷,這些鋼材至少停放了半年以上,拿到市場上變現也要幾成折價。
一位代理多家國企“托盤”案件的律師說:“一家倉庫往往涉及幾十個億的托盤資金,國企除了這些物權不清的鋼材,沒有可以變現的資產,壞賬金額遠超銀行。”
在鋼貿融資鏈中,資金充裕的國企扮演起“二銀行”的放貸角色。只是在這個癲狂的游戲里,同一批鋼材往往被押給多家國企。直到現在,在許多上海倉庫里,鋼材都已經銹了,還沒搞清楚究竟應該屬于誰。
“躺著賺錢”的邏輯
一轉手就有10%以上的息差。
為鋼貿商提供融資的,并非只有銀行。最近幾年,資金充裕的國企、上市公司都在鋼貿融資鏈上扮演起了“二銀行”的角色。
國企的先天優勢是能從銀行拿到低息貸款,一家分公司或子公司在一家銀行的授信高達30億到50億,貸款成本是5%左右的銀行利息,同期市場上的拆借利率在16%-22%不等,一轉手就有10%以上的息差。
在鋼貿圈里,以民營鋼貿商為主,但也有像中國五礦這樣的國字軍——這些大型國企的下屬子公司、分公司也在從事鋼貿業務,但他們往往意興闌珊。與其自己去賺辛苦錢,不如把貸款轉給民營鋼貿商,讓他們去做業務,自己坐收利息。
于是,極度渴求資金的鋼貿商與大型國企一拍即合。
在這種模式中,國有企業先幫助缺乏資金的鋼貿商支付貨款,鋼材放在第三方倉庫進行監管,一段時間后鋼貿商再通過加付一定的傭金費用或者利息費用償還資金后,以拿回鋼材貨權。
這種俗稱“托盤”的融資業務始于2008年底。當時“四萬億”財政刺激計劃多數投向“鐵工基”項目,房地產市場也開始回暖。諸多利好消息的推動下,鋼貿商們開始從所有能籌錢的渠道借錢囤貨,賭鋼材升值。
與此同時,國企、上市公司也受益于寬松的銀根,獲得大量銀行低成本資金,于是資金雄厚的企業,搖身用銀行的錢賺錢。
按照“托盤”的行規,鋼貿企業要付給托盤方每月1.3到1.8分的利息,走賬期6個月。也就是說,充當托盤方的大型國企從銀行貸出資金,只要在辦公室打幾個電話,半年凈賺10%以上。鋼貿商還要塞好處,求著金主。這對國企來說,可謂是“躺著賺錢”。
“托盤”業務的吸引力不止于此。國企的考核機制要求做大營業額,鋼材“托盤”動輒幾個億的資金量,買進賣出,營業額成倍翻滾,做大營業額的目標很容易實現。高峰的時候,一家央企下屬的多家子公司、分公司都在做“托盤”業務,相互之間還要競爭。
銀行給鋼貿企業貸款前要進行貸前審查,這降低了“托盤”風險,而國企甚至不需要考察鋼貿企業資質,跟領導打個招呼即可放款。
但是保證“托盤”資金安全的前提是代表貨權的倉單真實有效。一旦鋼貿企業用虛開的倉單抵押融資或一批鋼材重復質押,麻煩就來了。
倉庫也是福建人的
控制倉庫后,反復質押易如反掌。
鋼貿商總是希望能融到更多的資金,倉庫就變成了秘密所在。
最初的手法是搞定國企負責監管的工作人員,虛報質押鋼材的數量。因為很多國企沒有自己的倉庫,鋼貿商把鋼材質押給國企,往往是登記一下之后,貨還放在原來的倉庫。
后來,鋼貿商們發現,每一筆要搞定一次,很是麻煩。如果直接控制倉庫,則可以一勞永逸。
上海寶山一帶的倉庫庫容可達200萬噸,以一家鋼貿商的實力不足以買下倉庫。而福建籍的鋼貿商喜歡抱團,二三十個人合伙出資把倉庫買下,直接進行控制。
等到2012年8月,“托盤”危機爆發后,一位國企的代理律師查遍工商資料后發現,鋼貿商控制倉庫的手段也極其隱蔽。早期還能發現許多蛛絲馬跡,比如關聯股東同時出現,比如鋼貿商的老婆作為倉庫的法定代表人或股東。但后來,倉庫與鋼貿商表面看起來都毫無瓜葛,他不得不買通倉庫的內部人才得知其中的關聯。他說,“幾乎都被換成了‘白手套’。”
拿下倉庫之后,鋼貿商將同一批鋼材反復質押給多家托盤企業更是易如反掌。
其實后來一些國企的領導已經看出其中的貓膩,但不忍放棄“托盤”生意帶來的高額回報,沒有及時叫停,只是慢慢收縮,還沒等到收完就出事了。
而一些國有倉庫雖然沒有被鋼貿商直接控制,但也失守,包括行業里信譽最好的中國鐵路物資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國鐵物)。
中國鐵物寶楊路庫的某位經辦人和上海金輿商貿有限公司聯手,開具虛假倉單,將一批貨物“托盤”給貿易公司上海托克的同時,還重復開單給廈門象嶼、上海閩路潤等多家托盤公司,累計涉案金額超過5億。
到后來,“托盤”已經演變成單純的融資——“托盤”公司實際并不需要貨物,只要鋼貿資金鏈不斷,貨權實際歸屬并不重要,“托盤”公司收到的倉單更接近借款憑證。
前述國企的代理律師親眼見到一整套造假的發貨單和入庫單,代理訂貨的買賣合同都是虛假的。
制造虛假倉單可以讓資金杠桿無限放大,到最后,鋼貿商已經不知道自己借了多少錢,早已失去了對資金的管理和控制能力。
在這個游戲里,如果鋼材價格一直上漲,托盤就永遠不會掉下來。
東窗事發
國企因這些鋼材而造成的壞賬,金額可能遠超銀行。
鋼貿商從托盤方融資后,往往不再從事鋼材買賣,而是投向房地產和民間借貸。但2011年底開始,多個地區的高利貸錢莊崩盤,房地產業的資金鏈條也在嚴厲的樓市調控下繃緊。
此時,托盤陸續到期,鋼材價格又在持續下跌,鋼貿商急于變現,出貨價格甚至跌到了鋼廠出廠價以下。
到期還不了錢,鋼廠便要來倉庫提貨。但一提貨,游戲就露了餡。
2012年8月22日,上海市國資委下發《關于排查鋼貿融資領域的緊急通知》,提示說部分在上海經營鋼貿企業的福建寧德人員使用虛假倉單,向國有企業融資,已形成國有企業的重大風險。根據上海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批示,將全面查清委管企業涉及情況,妥善處理問題,排除風險。
至此之后,鋼貿鏈條上的企業如同多米諾骨牌一家家倒下。截至2012年年底,因為鋼貿回款問題,中鋼天源、廈門信達、馬鋼、中儲股份、中材國際等多家上市公司發布了風險提示。
一位五礦公司的法務人員感慨地回憶,從來沒在同一時間見過那么多領導。其中一家子公司的涉案金額高達幾個億,五礦的會計算賬就算了三天。
他記得,2012年的9月,在鋼材倉庫集中的上海寶山區,倉庫門口到處是法院的封條。
一家倉庫門口貼著幾家法院的裁定書和公告,一堆鋼材貼著幾家國企的物權所有標簽,一堆鋼材也已經被法院重復凍結了多次,是當時常見的景象。
一時間,國企都來倉庫討要鋼材,為了搶貨甚至在倉庫大打出手。倉庫方則派出重型卡車和集裝箱堵在門口——當時在上海,重型卡車都被搶租光了。
來上海經偵總隊報案的人也排成了隊。而一些小型鋼材加工企業也連帶遭殃,放在倉庫的小批貨品常常被誤封或者誤搶。于是,有人便不得不直接睡在倉庫里守著鋼材。
現在,半年過去了,許多被重復質押的鋼材仍然無法確定歸屬。
2013年3月,南方周末記者來到2012年出事的高境倉庫,只見堆放在露天的鋼材里外都已銹蝕,據同行的鋼貿商判斷,這些鋼材至少停放了半年以上,拿到市場上變現也要幾成折價。
一位代理多家國企“托盤”案件的律師說:“一家倉庫往往涉及幾十個億的托盤資金,國企除了這些物權不清的鋼材,沒有可以變現的資產,壞賬金額遠超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