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從權威渠道獲悉，目前發改委、工信部、商務部、能源局等多部委都在積極籌備落實第一批審批權下放，其中爭議最大的是涉及產能過剩的鋼鐵、電解鋁等項目審批權是否下放問題。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目前發改委也在積極討論此事，因為涉及很多歷史遺留問題、加上國家下一步對于如何治理產能過剩目前仍在討論，對鋼鐵、電解鋁、水泥等行業行政審批是逐步下放，還是繞開這些行業，目前爭議和分歧很大，還需要認真論證。

    對此，記者采訪了多位專家，他們紛紛表示，行政審批權下放不應繞開鋼鐵、有色等行業，多年的事實都說明用行政審批來調控產能過剩已經走入死胡同，應該轉向從環保、綜合能耗指標、信貸等方式對行業進行引導，放開行政審批權正是政府轉變“角色”的重要一步。

    記者了解到，一直以來，行政審批權一直都被作為政府調控經濟和產業的“殺手锏”，用來遏制以鋼鐵、有色、水泥為代表的產能過剩行業出現的盲目投資和擴張難題。

    2003年12月23日，國務院辦公廳下發103號文(關于制止鋼鐵、電解鋁、水泥等行業盲目投資若干規定的通知)，明確確有必要的鋼鐵等項目必須經國家投資主管部門論證后報國務院審批，嚴禁地方各級政府違規審批。2009年國務院38號文(關于抑制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和重復建設引導產業健康發展若干意見的通知)嚴厲指出，“一些地區違法、違規審批，未批先建、邊批邊建現象又有所抬頭”并再次強調嚴禁地方避開國家監管審批，自行開工建設。此外，發改委、能源局等部委也曾以部門文件的形式多次上收審核權。

    擺在眼前的事實是，近十年通過行政審批進行調控結果卻收效甚微。從多個協會取得的內部資料顯示，以鋼鐵行業為例，產能從2003年近3億噸，2012年產能已經突破10億噸，其中約60%項目未獲得國家審批；電解鋁行業中，我國未經審批的電解鋁產能占總產能的85%；水泥行業，在國家三令五申用行政審批嚴控產能擴張后，2009年后產能仍然大幅提升8億噸，截至2012年底，中國(除臺灣地區)新型干法水泥生產線1637條，水泥產能達29億噸，總產能利用率不足75%；據硅業分會統計，2012年底，國內多晶硅產能已經達到19萬噸/年。

    “集中審批、管控競爭行業發展的方式已難以抑制產能過剩。”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苗圩日前指出，要解決這一問題，還要盡快改變依靠行政審批的管理方式，轉向更積極推動完善市場機制和減少政府的干預。

    苗圩直言，化解矛盾當務之急是嚴格市場的準入，推動產業政策、財政政策、土地政策、環保政策聯動。他認為，嚴控產能的無序擴張，加快淘汰落后產能，壓縮現有的產能，可推動企業的發展，提高產業的集中度，但是從長遠來看，要解決這一問題，還要盡快改變依靠行政審批的管理方式，轉向更積極推動完善市場機制和減少政府的干預。

    很多業內人士期待，這次行政審批下放，可能會觸及并解決“未批先建”這一困擾行業的老問題。一位不愿具名的企業人士向記者坦言，自己所在的企業為了可以順利的拿到項目批文，專門委派了一名副總長期在北京東方宮大酒店駐扎，專門負責和相關部門進行游說，非常辛苦。不少接受記者采訪的人士都認為，不僅企業苦不堪言，行政審批其實很多時候也給了權力尋租，滋生腐敗創造了空間。

    “實際上行政審批不僅限制了企業公平競爭的機會，同時也激化了地方政府和中央的矛盾，為什么國家不轉變思路，用標準來管理企業，讓市場來實現優勝劣汰呢？”上述企業人士說。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政府人士向記者直言，產能過剩不能成為審批權不下放不取消的借口，這里面最應該沖破的是部門利益的“枷鎖”，不妨先開始探索和嘗試，分部分批的同時，各項改革配套的步伐緊密跟上。

    國家發改委投資研究所研究員王元京對記者表示，在此輪審批權下放的過程中，審批制和產業政策、結構調整升級的關系如何處理好確實是個難點。一方面存在嚴重的地方政府指派的現象，另一方面又存在產能過剩的風險“因此如何處理好這個關系目前還沒有太好的辦法。執行產業政策就要審批、把握，但是從下放審批權的角度看又應該不管，所以這方面還是比較頭疼的。”

    王元京認為，現階段還是應該“以放為主”，“以放來帶動周圍改革和政策逐漸配套，因為審批不先動這些配套沒辦法動。審批雖然不能解決許多問題，卻可以制約許多問題”，在審批權下放的同時，還需要跟進包括能源資源價格、利率等一系列市場化改革的配套性的機制改革以及對“環評”等監督約束機制的完善，和法制化的不斷完善。

    針對擔心審批權一旦下放，產能過剩就會一發不可收拾的觀點，王元京表示，企業是可以自主決策的主體，有些擔心屬于多慮。應該更多依靠市場的機制來平衡結構的失衡，由市場來自動糾偏。

    “國家三令五申要求落實下放行政審批權，實際上就是希望把調節棒交還給市場，政府真正變成一個裁判員。”中國投資協會會長、國家發改委投資研究所原所長張漢亞表示，審批權下放究竟效果如何，還需要進行一系列配套政策的構建，政府要從事前審批轉向事后監管，真正實現用市場的手來調節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