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近期新一屆政府宏觀經濟政策出現調整，穩增長力度不斷加大，市場對中國是否會出現新一輪四萬億的擔憂再次涌現。實際上，據筆者觀察，大多數國內外投資者提及“四萬億”刺激不僅恐懼，甚至可以說是深惡痛絕。例如，筆者在海外路演時發現，大多數海外投資者都傾向于認為，改革無疑要經歷痛苦，如果新一屆政府進行經濟刺激，便意味著不能承受改革的代價，結果必然是重走四萬億的老路。而國內學者的批判則更為嚴厲，代表人物有經濟學家吳敬璉、許小年等等，甚至包括官方媒體人民日報近日也發文抨擊四萬億，并澄清如今新增投資不是新版四萬億。

　　其實，上述擔憂并非沒有道理。如今反觀”四萬億“經濟刺激確實后遺癥較多，包括房地產泡沫積聚、地方政府債務及連帶的銀行壞帳風險加大以及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等等都與之不無關聯。但是，在筆者看來，一個最基本的問題需要首先明確，即四萬億廣受詬病到底是反周期宏觀政策的邏輯錯誤，還是經濟體系本身存在的缺陷或政策執行機制中存在某種弊端？顯然，這二者本質不同，應對方式也大相徑庭，一旦混淆不利于總結經驗，反而容易矯枉過正。

　　不妨回顧四萬億推出之時的背景：

　　2008年下半年受金融危機影響，中國出口急轉直下，從年初的超過兩位數增長迅速回落至負增長。而2009年一季度，出口轉為兩位數負增長，且工業生產大幅下滑，發電量零增長，大量中小出口企業關閉，沿海地區失業潮出現等等。

　　總之，當時中國經濟已經可以稱之為硬著陸，危急之時，四萬億政策意在避免更多的失業與經濟衰退，方向是正確的，且推出之時市場也頗為興奮。而這說明，四萬億的教訓恐怕更多的是其后經濟結構自身及決策的問題，更值得反思。筆者歸納，有如下幾點：

　　第一，地方政府財政行為缺乏約束機制。包括資金方面，地方政府一旦獲得支持，便有花錢欲望，所謂“不花白不花”的現象就反映了對資金運用缺乏約束機制的事實，所以號稱四萬億的經濟刺激最終超過10萬億。而項目方面，“以GDP論英雄”的政績考核體系一貫存在，地方官員為追求一時的高GDP，可以不顧一切上項目，全然忽略了對項目的盈利性與風險性的考慮。

　　第二，金融體系缺乏自主權。當時銀行承擔了準財政功能是導致其后系統性金融風險加大的主要原因。例如，有報道稱，2010年10.7萬億的地方政府負債中，有80%來自銀行貸款。試問為何中國銀行業在經濟下滑階段、缺少優質項目之時會取代大量財政功能，天量放貸？恐怕與當時政府給予的支持實體項目壓力密切相關。

　　第三，國有企業的隱性擔保機制。由于缺乏必要的市場退出機制以及存在隱形的政府擔保，國有企業歷來被視為優勢企業，其項目被視為無風險項目，而也是銀行忽視風險管理以及日后產能過剩企業能夠大量存在的關鍵。實際上，當前大部分產能過剩企業都以國有企業為主，至今沒有一例兼并重組案例，更無法談及破產機制。

　　第四，產業政策存在不少弊端。當時的四萬億是配合十大產業的振興計劃以及大力發展七大戰略新興產業推出的。而現在來看，曾經支持力度較大的行業，如鋼鐵、造船、光伏這位列其中的產業由于進入過度，面臨嚴重的產能過剩。而家電行業也由于節能補貼政策導致近兩年國內家電廠商卻坐享紅利，技術革新落在了國際競爭者之后。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四萬億的教訓不在于是否推出刺激政策，而在于如何執行過程中忽視了中國經濟固有的結構性弊端。筆者一直認為，刺激不刺激需要根據宏觀經濟周期形勢變化而定，不刺激絕非李克強經濟學的要義，坐視硬著陸而不采取政策是對四萬億矯枉過正的表現。

　　值得肯定的是，本屆政府也避免再次出現上述困境方面也作出積極努力。比如政府推出的鐵路地鐵建設等更多是運用反周期的財政政策的作用，通過減稅，增加政府支出等手段，加大中央財政支出而非讓銀行重新貸款給地方融資平臺承擔準財政有利于避免地方債務問題重演；除了提出信息產業的發展外不再推出產業政策有利于發揮市場機制；最高決策層表態不依GDP論英雄有利于約束地方政府行為；啟動金融市場化改革有利于加大銀行對風險的控制等等。

　　總之，筆者一貫認為，穩增長與調結構需要協調推進，在經濟蕭條時調節構是非常困難的，只有在增長中為結構調整創造良好條件，在調結構中使增長可持續仍是最佳方式。預計這次通過改良的微刺激，下半年經濟有望扭轉向下的趨勢，達到7.5%的目標。而中長期來看，如果十八大三中全會能夠立足結構性改革推進中央和地方的財政體系、戶籍制度和農村土地流轉改革，無疑將釋放更多改革紅利，不僅化解四萬億后遺癥，而且可以支持未來十年7％的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