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對冶金工業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海民的采訪中，他明確表示，當前鋼鐵行業經濟效益低迷既非原料等要素漲價，也非市場需求萎縮，也不能完全歸因于產能過剩，其“元兇”主要是市場機制失靈所致，“具體說是部分承擔供求調節器的邊際生產者未能發揮調節作用，致使上游價格變化因素不能正常地向下游傳遞。”

　　劉海民提出，任何行業都存在產能大于產量的現象。產能過剩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市場失靈導致的產量過剩，即一部分企業不計盈虧，嚴重虧本仍堅持不減產、不停產。

　　我國有煉鋼能力的鋼鐵企業目前有500家左右，這是一個接近于完全競爭的市場。在這種市場結構中，鋼鐵企業之間在經營環境、產品質量、管理水平乃至經濟效益等方面都存在較大的差異。如果在按利潤率由高到低排序的“隊列”中，排在隊尾的企業作為邊際生產者，虧損到一定程度就減產或停產，市場供求關系將較快回歸正常狀態，整個行業不至于陷入虧損。這也正是近幾年來其他多數行業、中小鋼鐵企業主導的長材和鋼材深加工市場發生的情況。但在板材市場，這種市場反應比較“遲鈍”，一些已經沒有銷售毛利甚至沒有邊際貢獻的企業，不及時調整生產節奏，再加上鋼鐵產品具有需求缺乏彈性和價格富有彈性的特性，在產能過剩、需求放緩的市場環境下，勢必進入“越虧越干，越干越虧”的怪圈。

　　由于這些“虧本干”的企業存在，一方面拉低了行業利潤平均數;另一方面拉低了鋼材價格。雙重作用的結果，使得鋼鐵行業的平均利潤率大大低于合理水平。這種情況在上個世紀末鋼產量只有1億多噸時就曾經發生過，當時大中型鋼鐵企業連續3年利潤基本為零。

　　劉海民分析，“邊際生產者”對市場環境反應遲鈍，既有技術經濟原因，也有體制機制和管理方面的原因。在一定限度內，虧損仍生產比停產的損失可能要小，從技術經濟角度衡量，不停產是合理的。特別是規模大、固定費用比例高的板材生產線，這種情況比較常見。但是長期地、連續地虧本或無邊際利潤生產銷售，不僅自身生產越多虧損越多，而且嚴重危害鋼鐵行業內部其他競爭者的利益。

　　劉海民認為，“市場失靈”的深層原因是改革不到位。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政企職能錯位。政府直接干預太多。很多地方政府出于政績考核、增加稅源、擴大就業和維穩等動因，默許、縱容甚至強令企業擴大鋼鐵產能;有礦石、煤炭等自然資源的地方政府，則要求必須在本地建廠進行深加工，不準把原料直接銷往外地;有些地方給予鋼鐵企業大量財政補貼。近兩年鋼鐵市場不景氣，按照市場原則一些企業或某些產線、品種本應停產減產，但地方政府強令即使虧損也要繼續生產，致使虧損擴大。地方政府對外地企業兼并本地企業，以及本地強勢企業將資金投往外地或并購外地企業基本上持不支持態度。而央企兼并地方企業，通常要求無償劃撥變為央企，導致兼并重組項目遲遲不能落地。存在“重審批，輕監管;重制度，輕執行;重利益，輕效益”傾向。例如地方政府對本地企業違規排污放松監管，致使一些本不具有競爭能力的企業，尤其是不規范的小型鋼鐵企業獲得低成本優勢，擠占規范企業的市場，使優勝劣汰機制無法正常發揮作用。

　　二是公平競爭市場環境尚不完善。主要存在不同地方、國企與民企之間的不公平競爭。例如一些地方違規動用政府資金獎勵購買本省產鋼材的客戶，規定建設項目“使用本省鋼材”，不同地方環保監控的標準和松緊程度也不盡相同。國企裝備和產品質量好，經營管理規范，但歷史負擔重，機制不靈活，該發展時被投資管制政策束縛了手腳。部分中小企業在環保、產品質量和職工權益等方面存在欠賬，取得本不具有的成本競爭力。而民企方面則反映受到諸多不公平待遇，如國企在獲得礦山資源、平價貸款、上市融資、政府補貼等方面占盡先機，而自己不僅得不到任何優惠，即使合法經營也不被承認。

　　三是國企機制滯后。一些大型國有企業陷入嚴重虧損，是受民企不合理的低成本擠壓。但也不能不承認一些企業存在投資重大失誤，而在經營方面不得不“做虧本買賣”，其背景主要是當地政府的干預和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