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會的《決定》對下一階段的國有企業改革有些新的要求和提法，這些要求和提法是非常有價值的。具體操作中可能會有這樣一些特點：

　　第一，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會進一步深化。決定指出：“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組建若干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支持有條件的國有企業改組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這些新的提法意味著目前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會有變化，實質是國有資產出資人的監管職能和股東職能要分離，這將是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決定》提出的國有資產監管模式會是一種三層結構，出資人的監管職能和股東職能是分開的。行政性出資人機構從事監管職能，由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或國有資本投資公司行使股東職能。這樣的職權劃分是合理的。

　　第二，分類監管和改革。《決定》雖然沒有明確寫出分類這個概念，但體現出從企業的實際出發分類推動改革和監管的理念，出發點是“準確界定不同國有企業功能”。

　　對于公益性國有企業，《決定》要求“進一步破除各種形式的行政壟斷”，自然壟斷的行業“實行以政企分開、政資分開、特許經營，政府監管為主要內容的改革”。這樣的改革思路首先是能夠引入競爭機制的行業盡可能放開。對于暫不具備放開條件行業中的企業，改革可能將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一是以內部改革為主要內容的企業改革；二是建立符合其功能特點的考核、評價體系；三是強化行業監管，要明確監管機構和監管內容；四是與政府間的財務關系安排，如政府購買服務等。這種改革方式是符合國際通行辦法的。

　　對于競爭性國有企業，《決定》指出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方向是進一步推進股權多元化。對于大型和特大型國有企業而言，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現實方式是依托資本市場直接進行多元化改造，進行公眾公司改革。改造成為整體上市的公眾公司，國有企業就徹底多元化了，與社會資本結合沒有任何障礙；國有資產就徹底資本化了，進與退都很便捷，這就為下一步改革和結構調整創造了條件。這種改革方式也是符合國際經驗的辦法。

　　第三，改革國有企業干部管理體制，建立職業經理人制度。國有企業干部管理體制改革一直是改革中的難點。取消國有企業領導干部行政級別的說法不知講了多少遍，但行政化管理仍然是企業干部管理的主導方式，而且其與市場經濟、市場競爭的不適應程度越來越突出。如隨著人才的市場化選拔越來越普遍，國有企業高管的入口日趨多樣化，但始終打不開市場化退出的出口，這種狀態造成的弊端是多方面的。這個方向上的改革難以推開，有認識方面的問題，也有現實操作方面的難處。《決定》在這方面的論述是：“國有企業要合理增加市場化選聘比例”，“建立職業經理人制度”。尤其是考慮到《決定》提出要形成出資人代表機構、資本運營公司或投資公司、國有控股或參股企業三層的架構，那么我們就可以從中看出一種可行的改革操作方式。資本運營公司和投資公司的領導人員暫仍由行政任命，以后逐步市場化；企業層面的高管一律實行職業經理人制度，市場化選任、市場化退出。

　　第四，堅持和完善董事會制度，健全公司治理結構。《決定》提出：健全協調運轉、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核心是董事會制度，是世界通用的方式。各級國資委前一段的試點也取得了明顯的體制效應。從長遠講，董事會建設搞好了，不但可以解決一把手負責制體制下難以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的弊端，減少企業發生重大決策失誤的可能性，而且可以探索建立企業長期健康發展的制度性保障的可能性。

　　總之，國有企業改革是個世界性難題，尤其是原計劃經濟國家。主要是涉及的企業太多、涉及的職工太多，改革的社會風險太大。蘇聯和東歐原計劃經濟國家解決問題的辦法，是在政權更迭基礎上的全面私有化，其社會代價很大、經濟效果卻不好。這條路中國走不了，也不具備那樣的資源條件。經過長期艱難的探索，推進改革和結構調整，中國的國有企業一部分退出去，一部分在市場競爭中初步站住腳了，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而且我們沒有照搬任何國家的經驗，走出了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自己道路。

　　中國國有企業改革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在目前的改革深度上，我們一方面要通過改革解決現實的問題，另一方面要探索公有制與市場經濟最終的結合模式。現在可以看得很清楚：對于公益性國有企業，要通過改革加強監管的方式，成為市場經濟中受專門法律約束和監管的特殊企業；競爭性的國有企業，要依托資本市場，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成為市場經濟中規范的公眾公司。這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指明的方向。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堅持了市場化改革的方向，在具體的措施上又比較現實和穩妥，是方向性與操作性的良好結合。我個人認為，《決定》在正確的改革方向上做出了正確的決策，我們寄希望這些改革的部署能夠實施好。

（作者：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國務院國資委原副主任 邵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