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改革釋放的是增長發展的紅利，改革與經濟減速沒有關系。只要在具體改革中堅持底線思維，做好預案，改革出現困難的時候，就能做到心里不慌，從容應對 

　　2014年是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舉措的起始年，許多改革政策研究人士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認為，全社會大的改革共識已經形成，在營造良好的宏觀環境基礎上，如何具體推進諸領域改革，仍存不少亟待破解的難點障礙，和需要準確拿捏的分寸及平衡點。比如，改革對近期的經濟發展會帶來何種影響？經濟倘若出現波動會否影響改革的進程？如何避免因利益集團的阻撓而偏離既定改革軌道？等等。

　　“對這些難點要有足夠的認識，對改革可能遇到的風險與挑戰保持警醒并作出預見，這是堅定不移實現改革目標的關鍵�！本唧w到2014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表示，在經濟存有下行壓力時，改革時機與策略的把握尤為重要，“至少在今年推出改革措施的時候，有利于穩增長的、調結構的改革措施先往前排。比如說放寬市場準入�！�

　　要有風險應急預案 

　　“大規模地啟動改革，如何確保不主動引發難以駕馭的系統性風險是需要關注的問題�！眹鴦赵簠⑹孪谋笳J為，中央下決心轉變發展方式，提出“不以GDP論英雄”和經濟增長速度的下限，但改革不可避免會對經濟增長帶來影響。改革關聯經濟增長速度，也關聯就業。在進一步加快改革的同時，要保持經濟增長總體態勢的穩定。

　　除了改革可能帶來的短期影響外，國內國際面臨的風險也不容忽視。

　　國內方面，一是業已暴露的風險需要釋放和化解。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一鳴認為，現在基礎設施建設需要擴大投資，這就要增加政府的負債，而現在政府債務率已經較高。與此同時，三、四線的城市房地產風險已經暴露，制造業產能過剩問題仍然嚴重。對此，他表示，不能因為擔心違約就埋起來，越埋越多總有一天會埋不下去，“要允許可控的局部性風險的暴露，以此把風險釋放出來。”

　　二是產能過剩的矛盾需要著力攻堅。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王建表示，2013年投資對GDP的貢獻率又上升了，但貢獻率的上升不是因為投資增長速度上升，而是投資增速下降的同時，新增固定資產產能的大幅釋放。

　　他進一步指出，2003～2007年，新上項目投資的增速高出新增產能4個百分點，2008～2010年高出5個百分點�，F在卻倒轉過來。新增固定資產產能釋放增長的速度，比新上項目投資增速高出8～9個百分點。王建因此認為，產能的釋放進一步加劇了生產過剩的風險。

　　國際方面，美國經濟仍舊是世界經濟增長最大的不確定性因素。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黃益平認為，“今年世界形勢如果出現大家預料不到的事，最可能的就是美國經濟表現沒有大家預期的那么好�！倍辔粚＜乙脖硎荆�在美國金融泡沫沒有根本解決的情況下，對美國經濟給予較高期待并不現實。

　　綜合改革影響、國內困難和國際風險等因素，王建認為，如果中國經濟在2014年出現一定的波動，既可能是改革帶來了一定程度的影響，也可能是國內長期積累的風險和產能過剩等矛盾所致，還可能是國外風險對國內的傳導。

　　“如果經濟出現較大的波動，判斷出是哪一方面因素所致，并采取相應的應對舉措是為必要�！蓖踅ū硎�，“作好風險應急的預案，這是改革順利推進的重要基礎。”劉世錦進一步建議，“堅持底線思維。改革應該在風險可控的情況下推進。從最不利的狀態進行考慮，做好預案，出現困難的時候，心里不慌。”

　　改革不能等更不能停 

　　強調推進改革難點和風險的同時，數十位專家共同的心聲則是，改革不能等更不能停，“不能因為改革面臨風險，就因畏難而使改革止步不前�！�

　　首先，改革任務繁重，要有輕重緩急，協調推進。三中全會部署的60條改革任務，涉及到330多項改革措施。對于諸多的改革任務，劉世錦認為，當前還是需要適當的集中，形成幾個重點領域，集中力量解決主要矛盾和關鍵問題，“同時改革還有內在的邏輯，關聯性的改革也需協調推進，要防止改革措施的分散化、碎片化，不能顧此失彼�！�

　　其次，部門意見如何加強共識，統一部署，協調推進。夏斌表示，中央推進改革的決心很大，但具體到各個部門，意見不一致是必然的，“各個部門有不同的管理機制，且目前部門管理存在著交叉、重復甚至是矛盾的地方，各自出發點不一樣，最后的意見就不一樣。”

　　再者，如何確保改革有足夠的主動性。2014年是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改革舉措的第一年，但有學者將一些部門新年新政與往年工作內容相比較發現，工作的計劃大多是原有計劃，并未真正將改革部署貫穿其中。一些地方在改革方面缺乏積極性和主動性，都在等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工作任務計劃。大有“領導讓我們做什么就做什么”之意，而不是主動去尋求突破。

　　針對改革面臨的這些難點，夏斌表示，改革的方案和舉措，不能苛求十全十美，而是要保證決策機制的科學有效。各項改革方案的提出，可以委托黨中央、國務院各有關部門研究，也可以在社會研究機構當中公開招標，比如聘請組建固定的或臨時的專家小組，適當聘請海外專家參與其中。

　　其主要任務是，在各有關部門提出的改革方案在社會征求意見的同時，提出評估意見，包括要求有關部門進一步完善改革方案的意見，這樣再給專項改革領導小組決策定奪。他特別強調，對有關部門就改革方案協調會簽中的不同意見提出第三方獨立的評估意見，以便專項改革領導小組減少自己重復調研的時間，縮短決策的進程，加快推進改革。

　　劉世錦則認為，應根據不同的改革類型分別采取不同的改革策略：

　　一類是攻堅型的改革。看得比較準、風險可以承受的硬骨頭式的改革，要趁現在的改革勢頭，集中力量實現突破，不能再往后推，以致錯過改革的時機。比如政府職能轉變、國企轉型、財稅體制改革、服務業開放等問題。

　　另一類是探索性改革。這一類改革方向和目標都已明確，但改革的路徑和方法仍具有較大不確定性。對這些改革，鼓勵基層開展試點，在試點基礎上選擇路徑。比如說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房產稅改革等。

　　改革與經濟減速沒有關系 

　　當前，業界圍繞著改革和增長速度之間是否有替代關系存在著不小的爭論。有觀點認為，改革和增長速度有替代關系，也就是說，要想改革，就得犧牲點速度。國外甚至有人將現階段推出的改革概括為“抑制增長型的改革”。

　　還有觀點認為，改革本身就需要付出一定的代價，比如，在談及戶籍制度改革時，更多的聚焦點是放在會給城市帶來多少成本，但少有人去計算因此而帶來的收益。

　　針對上述觀點，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認為，這些話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總體來說，改革釋放出的主要還是紅利，“改革在相當多的領域，可以直接帶來經濟增長速度�！�

　　對于當前經濟增速的回落，蔡昉表示，更多是因為潛在增長率的下降。主要原因還是在于生產要素的供給受到制約，成本不斷提高。以前資源配置就可以帶來生產率較快的提高，現在空間大幅度縮小。他的判斷是，目前的增長速度下降和改革沒有關系。

　　“如果我們認為改革和經濟增長有替代關系，其實不利于改革的推進�！辈虝P說，假如人們認為改革成本很高，形成改革共識就比較難。盡管改革已經成為社會的共識，但對待改革的積極性是不一樣的，具體到實際操作上就會有更大的不同。

　　“如果你看不到改革可以帶來收益的話，你可能喪失改革方式的選擇�！辈虝P由此指出，只要改革總體帶來收益，有的既得利益就應該付出成本，有的雖不是既得利益，但可能也要付出一些成本，“可以用改革的凈收益補償那些應該得到補償的利益受損者�！�

　　黃益平也認為，在推進改革的進程中，關鍵是平衡短痛和長痛的問題。一些改革措施，其最終針對的是長期增長潛力。從時間跨度上，改革舉措有一些是短期可以見效的，有一些則是長期才能見效的，“看待改革紅利和改革前景，不應簡單看它短期的增長潛力是正作用還是負作用，而應當考慮長期的可持續性�！�

　　“改革為中國帶來了巨大紅利，也是中國走向未來的最大紅利�！蓖跻圾Q最后向本刊記者表示，“只有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實現改革新的突破，構建新的發展動力系統，才能在原有紅利逐步減弱后，培育和創造新的紅利，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強大動力和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