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關系難辦事。”這是邱良（化名）和記者交談中感嘆頻次最多的一句話。邱良是安徽省城合肥的一家建筑設計公司的負責人，已經從事建筑業十多年，對業內招投標方面存在的貓膩熟稔于心，但敞開心扉地和記者交流這個話題，他還是有所顧忌。

　　矛盾的商人：痛恨潛規則，參與潛規則

　　邱良的心態是個典型的矛盾體：一方面，他對招投標的潛規則深惡痛絕，每每提及，語言、表情都略帶激憤，一再強調希望市場規則能更加公開公平公正，讓企業能憑借著技術實力和服務水平贏得市場競爭；另一方面，他也是潛規則的參與者，作為投標方，他曾為了中標圍標過，作為評審會成員，他曾收了紅包昧著專業知識給別人打高分。“否則公司活不下去。”他說。

　　他矛盾的心態，就像他身處的建筑行業一樣，近年來得到快速發展的同時，一些權錢交易的業內潛規則也備受詬病。

　　“首先要肯定推廣招標制度的正面效果，制度是好的，但被人為因素弄得走樣了。”邱良說，他從業１０多年來感受非常深切的一點，就是招投標制度使得建筑行業越來越規范，這是整個社會有目共睹的進步，不能因為招投標暗箱操作潛規則的盛行，就一葉障目、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他告訴記者，目前不論是基礎設施或者公用事業設施等，比如廉租房規劃、道路交通等，都需要經過招投標。“上世紀九十年代，地方領導隨口說句話，說給誰做，就誰來做，沒得任何商量，哪怕其價格明顯高得離譜。招投標制度推行之后，沒人敢明目張膽違反制度規章，潛規則都是私下操作。”

　　“圍標陪標暗操作，評審打分拿紅包”等四類招投標暗箱操作

　　邱良向記者詳細闡述了招投標過程中一些常見的潛規則。他說，建筑行業在明顯改觀的情況下，招投標的暗箱操作依然存在，比如圍標、陪標等，自己參加過兩三次走正常程序的招投標，按照招標公開的要求準備了標書，花了錢投入了精力，但是沒一次拿到項目，不久以后才知道自己完全是陪襯，其實誰拿到項目基本都已經定好了。

　　“我就是因為多次參與招標都是白忙活，之后就再也不參加了，即使參加的話，也都是已經疏通了關系、找他們領導打過招呼的項目。”他說。

　　按照邱良的介紹，從招投標信息發布、評審打分、中標之后等不同的環節中，都存在一些潛規則，大致可以梳理成四類。

　　第一，信息公開有講究，如何發布有貓膩。對應當進行公開招標的項目，招標的信息應當公開，但招標方可以選擇在何時公開、在何種媒介平臺上公開，可以人為控制，比如可以選擇在周末、節假日的前一天公開招標信息，只掛在部門網站的不起眼的位置，如果不是特別留意，可能等到發現這個信息的時候，報名已經截止了，已經來不及進行投標了。只有那些提前得到通知的投標方，才能有充分時間進行準備。

　　退一步而言，即使一些潛在的競爭者第一時間看到了招標信息，在他們帶著材料前去報名時，可能會被告知某些資質要求必須提供原件，比如公司證照、施工資質級別等，都必須要原件，不要復印件，這些要求也可以讓一些潛在競爭者知難而退。

　　第二，準入要求“量身定做”，沒有關系難入圍。招標內容中會設定一些要求，比如投標方公司資質等級、多個同類項目的經驗等，這些要求都是和項目有關的，很難從字里行間看出來問題，但實際上基本等同于為特定的關系公司“量身定做”，限定條件，讓其他公司無法入圍。

　　如果符合這些條件的潛在投標方仍然很多，那么可以把原本同一個項目中本該分開進行招標的部分聯合招投標，比如某一個工程，往常一般分成勘探、設計、施工等多個部分，分開進行公開招投標，但為了故意讓某一個企業中標，故意把這些部分進行合并一起再招標，這就的話，原來勘查資質符合的，可能施工資質不合格了，施工資質合格的，可能設計資質不符合，這樣就篩選掉了很多競爭者，只有極個別公司才符合聯合招標的要求。

　　第三，圍標陪標暗操作，評審打分拿紅包。為了能中標，在已經找了地方領導打招呼，并且和當地建委等相關部門關系疏通的情況下，他自己帶著三家公司去圍標過，結果是順利中標。這三家公司的負責人都是和他關系比較好，等到中標結果出來的時候，無論是自己中標了，還是其他三家公司任何一家公司中標，結果這個工程都是他自己來做。

　　“別人幫了忙，不能讓人白幫忙，”他說，這３家公司參與招投標所有的費用，比如購買標書、差旅食宿等，全都是自己的公司承擔的。除了這些，還要多少給些錢意思意思。

　　另外，邱良自己也做過評審會成員。早在開標之前，就已經有業主單位專門給他私下打招呼，讓照顧某家企業，而且這個企業給了他紅包。“我胡亂打分，本來應該給５０分，我就給這家公司打滿分。”邱良說。

　　此前，安徽合肥有７名受合肥市招投標中心聘請的專家評委曾因為收錢被判刑了。這７人都是合肥市招投標中心專家庫專家評委，有的是大學退休教授，有的是企業工程師。他們在擔任合肥市政府采購項目評審委員會成員期間，私下收了幾萬元，給一家電梯公司打高分，使該公司中標。

　　第四，攬到碗里都是菜，中標以后再變卦。這類操作手法有風險，存在不確定性因素，比如皖北一個縣城商業地塊的招投標拍賣，一個房地產公司先花了很高的價錢獲得中標，其他參與的同行認為利潤空間太低連基本保本都很難，但該公司疏通關系，把招標合同中約定的６層樓改為２０多層，這樣可銷售房屋面積增加了好幾萬平方米，賺得盆滿缽滿。改規劃是很難的，不是某一個領導可以拍板說了算，即使他有這個權力作出決定，一般也不敢單獨決策，而是經過縣委常委會討論集體決策研究，即使將來萬一出了問題，這樣也不會追究個人的責任。而且，當時趕上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機，地方政府忙著救市扶持企業，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外界也難以察覺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