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在山西又走過了一個輪回。
去年9月16日，山西省長于幼軍去職，孟學農以代省長身份主持首屆煤博會。
今年9月16日，在襄汾潰壩事件的悲情籠罩下，山西第二屆煤博會如期開幕，孟引咎辭職，另一位代省長王君主持盛會。
斗轉星移，物是人非。
從于幼軍到孟學農再到王君，如果再算上2005年7月由省長升任省委書記的張寶順，山西短短3年間走馬燈般經歷了4任省長。
頻繁的人事更迭背后，有一只無形的力量左右著地方大員們的命運。在這個煤炭大省，四任省長所面對的，其實是同一個課題——如何確保能源供應與安全生產的有效平衡。
一年12起事故
2004年5月，張寶順接任省長僅半年多時間，山西連續三次發生煤礦爆炸事故。
時任省委政研室主任的李留瀾清楚地記得，張找到他們，要求政研室針對礦難拿出“金點子”。
這一年，中國煤炭結束了持續多年的低迷行情，迅速轉暖。在煤炭價格回升的同時，礦難也如影隨形，困擾著這位山西省長。
“他找我談話問計，我們談了一下午，我說煤炭形勢趨好，有一項工作必須要做。”李留瀾的建議是，著手推行煤炭資源整合和有償轉讓。他認為做好煤炭的資源運營，提高生產集中度，才是根治礦難的治本之策。
在隰縣礦難現場，張決定臨汾先行試點。
一年后，張寶順調任書記，于幼軍接任省長，資源整合在全省推開。
在于任職的兩年零兩個月內，山西省內安全形勢依然嚴峻，媒體稱他“坐鎮火山口”。
于以鐵腕手段，堅定不移地推行資源整合，引導鼓勵大礦對事故多發的中小煤礦進行兼并、收購、重組或托管。
在他調離山西時，全省關閉了五六千個非法違法采煤礦點，整合淘汰了1600個9萬噸以下的小煤礦。
于幼軍是懷著“戀戀不舍的心情”離開山西，他在臨去時真情道別，稱兩年多時間，“與全省干部群眾建立了很好的感情和融洽的工作關系，心中確實戀戀不舍”。
孟學農則以低調姿態接手山西。他對自己提出的要求是，“撲下身子搞好調研，盡快融入山西，進入工作角色”。
歷時4個多月的調研之后，在今年1月份的山西省兩會上，孟拿出了一個完整的施政報告。
讓人頗感意外的是，這份報告并沒有著眼于煤炭、電力等傳統的能源產業，而將施政重點放在服務業、節能減排、循環經濟和農業現代化等領域，孟期望以此實現“山西經濟發展方式的明顯轉變和經濟結構的顯著優化”。
“在山西，省長首先要做好煤的文章，”山西省委黨校副教授趙誠在孟辭職后對本報表示，山西是資源大省，省長需要很好地平衡煤炭供應和安全生產的關系。
據有關部門統計，在孟學農任職的一年間，山西共發生各類重特大安全生產事故12起，平均每月1起，共有527人遇難或失蹤，其中就包括被這次襄汾潰壩事故奪走的259條鮮活生命。
這是孟辭職時的數字，截至記者發稿時，潰壩事故死難人數已經上升到265人。
迄今，國家安監總局還在質疑、追查事件中的瞞報行為。
“這么大的事故總得有人負責”，當地一位人士說，山西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孟在這個時候引咎辭職自是題中之義。
步孟后塵去職的，還有臨汾市長劉志杰，臨汾市委書記夏振貴也受到了停職檢查的處分。
他們都是去年12月5日臨汾洪洞縣新窯煤礦瓦斯爆炸事故（共造成105名礦工遇難，4人重傷）后上任的。
變換的是領導干部，不變的是礦難事故，這難道是山西的“宿命”？
又一位“挖煤省長”
送走了來自沿海深圳的于幼軍和來自首都北京的孟學農，山西迎來的是大同人王君。
王君，1952年生人，1977年從山西礦業學院采煤專業畢業之后，直接進入大同礦務局，從技術員開始，歷任通風區副區長、區長，晉華宮礦副礦長，大同礦務局黨委副書記，礦務局第一副局長，直到就任大同礦務局局長。
1997年，王君出任煤炭工業部副部長，此時，他已在基層整整干了二十年煤炭工作。
2008年3月20日，王君被任命為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局長。煤礦工人出身的王君，在江西省和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歷任要職之后，又回到了自己熟悉的行業。
現在，他臨危受命，主政這塊熟悉的土地。這是山西繼上世紀90年代以來王森浩、胡富國、孫文勝、劉振華等礦業出身的黨政大員之后，又一位“挖煤省長”。
“懂煤炭，懂安全的省長，對山西當然是好事。”山西煤炭運銷集團安監部部長郭成剛對本報說，山西的確面臨轉型的問題，但煤炭的安全生產和資源整合，仍是比較重要的方面。
也有人對于幼軍和孟學農的相繼離任深表惋惜和同情。趙誠表示，孟學農試圖在服務業和循環經濟上下功夫，開通山西經濟發展的新局面，可惜給他的時間太短了。
“發展現代服務業，實現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是山西走出單一資源性大省的重要出路。”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長潘云也對孟的施政方略表示認可。他說，孟學農在這些方面抓得比較狠，也有一些起色，但真正上任不到一年，他抓的很多方面還沒法顯現出效果來。
王君的繼任，意味著山西將重歸資源本位。趙誠說，山西省今后的工作可能將更加重視資源大省的資源挖掘。
履職當天，王君在全省領導干部大會上表態，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要把維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他將認真吸取襄汾“9·8”特大事故的沉痛教訓，把安全發展的理念貫穿滲透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過程，全面加強安全生產工作，嚴格落實安全生產責任制，促進全省安全生產狀況的穩定好轉。
王同時承諾用改革的辦法，解決好全省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推動山西又好又快發展。
“解決礦難問題，關鍵還在制度層面。”中央黨校安全專家周慧說，而山西等內地的監管層習慣于發號施令，疏于制度層面的建設，成天忙于救火，壓力很大。
礦難也成為煤炭資源整合的最大推動力。從2004年臨汾試點起，三任省長一直不遺余力地推行這項治本之策。周慧說，如果沒有礦難，不會有這么大推動力，也不可能出臺這么多政策法律。
孟在這一年任期內，力促煤炭資源整合和企業重組，他的目標是在于的基礎上，再壓減礦井30％，主要產煤縣淘汰30萬噸以下的煤礦。
但地方上矛盾交織，阻力重重。直至離任，孟還沒有看到明朗的前景。
如何走出輪回
“山西的所有問題，都有非常深層次的歷史的客觀的原因。”山西省政府秘書長王清憲在談到當地的資源、環境、污染和安全問題時，曾痛心地說，這里面有歷史原因、有現實原因、有政策原因，也有國家的、民族的原因，
他此前多次接受本報采訪時說，極力強調“不要把所有的板子都打在山西人和各屆省委省政府身上，那是不公正的”。
另一位高層人士則主張把山西放在國家能源安全、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的大背景下，通盤看待和解決山西的問題，“山西是個小省，但提升到國家層面，確實具有全局性意義。”
他說，改革開放以來，國家選擇了階梯式的區域不平衡發展戰略，而至關重要的能源領域，無論從實踐上認識上還是制度層面上，都還沒有形成一個比較成熟的體系，至今還在摸索中。
“我們希望不再增加山西煤炭的絕對產量，但這是不可能的。”這位高層人士說，國家能源需求的增長是必然趨勢，形勢不允許山西降低煤炭產量。
山西面臨兩難選擇，明明知道每年6億噸的煤炭產量已經是資源和環境承受力的極限，但不管誰當省長，都不敢說少產1億噸煤。因為這是國家的需要，已經形成的市場平衡不容失控。
早在編制“十一五”規劃時，山西方面就已經意識到這種發展不可持續。他們提出了煤炭緊平衡政策，到“十一五”末煤炭產量控制在7億噸以內。
平衡，滿足了國家的要求；而從緊，則體現了山西的需要。
不難理解，為推動經濟結構調整、為推進煤炭資源整合，提升煤炭生產的集中度、為償還多年資源價格剪刀差形成的歷史欠債，山西需要一個偏緊的煤炭市場，需要適度高位運行的煤炭價格，以此積累足夠的財力，完成自身的轉型。
但國內外經濟形勢和國家宏觀調控措施，是否給山西提供了足夠寬裕的運作空間？這是王君需要解決的新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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