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傳統的企業債，到短融、中票，再到新崛起的定向工具和資產支持票據，地方融資平臺及準平臺公司的身影無處不在，城投類債券已經在中國債券市場上“全面開花”，有效填補了平臺貸款“降舊控新”所帶來的資金缺口。

數據統計，2012年8月，各類城投債累計發行量達到1045.6億元，扣除因交易場所不同導致的重復計算因素之后，累計發行89只，金額仍高達860.6億元。

分類來看，企業債“城投化”趨勢日益顯著，突破了40%凈資產紅線的定向工具，儼然成為曾多次發債的大型平臺公司的“香餑餑”，而最新問世的資產支持票據，亦由城投拔得頭籌。

接近監管部門的知情人士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指出：“平臺貸款規模龐大，可以說是當前銀行體系的最大陰影。在監管層面，本來就有通過債券市場的這個口子，以緩解地方融資平臺流動性風險的考慮。”

企業債“城投化”

作為我國發展最早的信用債品種，在短融、中票和公司債出現之前，企業債基本是各類非金融企業發行債券的唯一通道；當時平臺公司本身就不多，市場并沒有形成城投債這一概念。

地方融資平臺的崛起始于2008年末，當時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各類平臺公司迅速涌現，紛紛搶灘債券市場，企業債發行規模從2008年開始出現井噴。中央國債登記結算公司數據顯示，在2008年、2009年和2010年，企業債累計發行量分別為2366.90億元、4252.33億元、3627.03億元。

這一放量勢頭在2011年被迫中止。去年夏天，川高速、云南公路等發行人爆發了信用風險事件，信用債市場被拖入大熊市，投資者一度對城投債“聞之變色”，企業債一級市場因此停擺數月，全年發行量降至2485.48億元。

進入2012年，以城投為主體的企業債發行出現報復性反彈，3月份更是達到高點，當月企業債發行量逾千億元，城投類企業債發行量高達647.5億元，創下歷史紀錄。

企業債“城投化”趨勢由此步入巔峰。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企業債共發行97只，其中城投債為71只，占比達到73.20%，平均每10只新發企業債至少7只是城投債。

據鵬元資信評估公司統計，2002年，在全部企業債當中，城投債只數占比僅為18.18%，規模占比則為9.52%；2008年，城投債只數占比達到29.58%，規模占比達到15.34%；到2009年，這兩項比例分別飆升至58.42%和36.87%，此后一路走高。

據中國債券信息網披露，8月份共有41家發行人公布了企業債發行材料，除了鐵道部、寶鈦集團、江蘇飛達，其余38家發行人均為城投類企業；本周以來，共有9家企業債發行人公布材料，清一色的是城投企業。

與此同時，隨著城投債的不斷擴容，中低評級的地級市和區縣級城投開始占據主體。本報記者此前了解到，發改委正在醞釀放開非百強縣發行企業債，城投債規模有望進一步放量。

轉投交易商協會

著平臺公司資金饑渴的加劇，僅靠企業債已經無法滿足其胃口了。“對于一般城投，在發行過一次企業債之后，想要再次申請發行會比較困難，因為大量從未發行的城投還在排隊呢。”一位券商債券承銷部門人士告訴本報記者。

為了控制城投債規模，發改委去年初出臺了“211規則”。具體而言，省會城市(含副省級城市)同時最多可向發改委申報審核2家城投債項目；地級市(含自治州)、全國百強縣同時最多可申報審核1家；直轄市不受上述限制，但所屬任一區僅可同時申報1家。

更為重要的是，由于多次公開發債，許多大型平臺公司開始逼近凈資產40%紅線，不得不尋找私募發行渠道。而去年4月底問世的銀行間私募債——定向工具，恰好能夠滿足其需求。

從2011年末開始，交易商協會的態度悄然轉變，從短融、中票到定向工具，均開始向地方融資平臺敞開大門，包括地級市和區縣級城投。接近交易商協會的人士向記者表示：“這是監管賽跑之下，交易商協會推動債務融資工具擴容的結果，也是響應‘穩增長’號召，緩解地方政府資金壓力的重要舉措。”

僅在8月份，湘高速、閩交運、甘公投、甘電投和洪市政等發行了短期融資券；鎮江城投、安徽高速、豫交投、京國資等發行了中期票據；相形之下，定向工具增長更為迅猛，發行人包括西安城投、紹興交投、蘇州城投、南京國資、濱海建投、合肥建投、青海國投等。

上海清算所統計信息顯示，整個8月，銀行間債券市場共發行了40只定向工具，累計規模逾600億元，為誕生以來單月發行新高，并且超過了同期短融、超短融、企業債和公司債發行量，僅次于中票。

“為了穩定經濟增長，確保融資平臺資金鏈不致斷裂，在平臺貸款嚴格受限的情況下，城投債供給放量成為必然。”一位券商固定收益研究員指出。

上述接近交易商協會的人士則稱：“我國幾乎所有發行人都是國資背景，某種程度上都可以稱之為平臺，所以不能因為是平臺公司就不允許其發債，應該關注的是平臺公司是否符合‘六真’原則，是否具備良好的償債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