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月份，春節“滯后”效應并未影響到中國銀行體系活躍的信貸投放。2月18日，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從權威渠道獲悉，截至2月16日，工農中建四大行單月新增人民幣貸款高達1700億元，其大部分是集中在節后第一周密集投放的。

    某國有大行公司部人士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透露，盡管1月份最后三天商業銀行迫于額度限制對新增貸款做了部分壓縮，但2月份一開頭，信貸再度井噴，大部分貸款是前三個工作日放出去的。

    這得益于春節后現金大量回流銀行體系導致的資金面寬松格局。在經歷了1月份9400億的大規模存款流出后，存款再次季節性回流。同業交流數據顯示，截至2月16日，四大行存款小幅回流380億。

    春節過后，貨幣市場資金利率一路下行，完全不受逆回購到期、法定存款準備金補繳等因素干擾，這引發了市場關于中央銀行放水的猜測。

    然而，2月18日，央行在公開市場重啟總量480億的14天正回購，便是對近期流動性泛濫的有力回應，流動性閘門輕易不會松動。

    此前，央行2013年第四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強調，在市場深化和金融創新快速發展的背景下，流動性閘門的調控和引導作用更加重要。

    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認為，央行可能會通過各種工具避免資金面出現極端緊張，減少對經濟的負面沖擊，但除非增長出現超預期下滑，貨幣政策難以放松。

    資產端：從套利到統一定價

    2014年1-2月份，中國銀行業信用擴張的態勢令人詫異。

    1月新增人民幣貸款1.32萬億，中長期貸款更是大幅上升，單月非金融企業中長期貸款大幅新增5042億元，創下2010年3月以來的新高。

    比信貸投放更彪悍的則是非信貸融資規模的膨脹，1月份單月社會融資規模高達2.58萬億，而去年12月份為1.23萬億元，銀行承兌匯票、委托貸款、信托貸款等擴張速度不減。

    在中金公司看來，1月份委托貸款增加3965億元，遠超出市場預期，說明表外業務仍然快速擴張。

    在一位大型銀行人士看來，銀行資產負債表，尤其是資產端的脫媒導致了表外業務的膨脹，但資產脫媒難以解釋信貸的快速擴張，他認為中長期貸款的增長主要源于“借新還舊”。

    中金公司彭文生也指出，處理地方政府債務的方式包括將部分到期融資平臺債務轉為中長期貸款，1月中長期貸款的上升也可能部分反映了這種債務的結構轉變。

    “企業中長期貸款的上升更多反映當前高利率和去杠桿的環境下，企業債券融資和部分短期債務向中長期貸款轉化，并不代表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需求突然上升。”彭文生說，從12月的數據看，短期固定資產投資走勢呈現向下的壓力。

    商業銀行則更關注2014年資金價格的走勢，2月18日，一位大行金融市場部人士分析，利率市場化和金融脫媒之下，套利空間盡管仍然存在，但不合理制度導致的資金價格差異肯定會改變，“比如高信用等級企業債對中長期貸款的替代作用更加明顯，過去兩者存在的利差說明至少有一方定價存在不合理。”

    “今年是個統一市場定價的關鍵年份。”上述人士說。

    負債端：互聯網金融監管或落地

    過去幾年，銀行的資產和負債兩端都面臨脫媒挑戰，信托、券商資管形成了資產端的脫媒，銀行理財、互聯網各種“寶”則形成了負債端的脫媒，簡單說，大家都在“搶銀行”。

    最新消息是，余額寶資產規模已經飆升至4000億，這相當于整個銀行體系40萬億活期存款的1%，從0到2500億元，用了200多天時間；從2500億元到4000億元，則僅用了大約30天。

    “2014年余額寶突破萬億已不在話下。”一位貨幣基金經理如是判斷。

    2014年1月份，我國狹義貨幣供應量M1減少2.2萬億元，同比多減2.5萬億元。M1余額同比增長1.2%，增速比去年同期低14.1個百分點。

    2月18日，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發表文章稱，從構成看，M1大幅減少主要受單位活期存款大幅減少影響。1月份，M1中的單位活期存款減少4.0萬億元，同比多減3.5萬億元。

    盛松成分析，單位活期存款大幅減少主要由季節因素引起，他指出互聯網金融對活期存款的沖擊，1月份受互聯網金融、銀行理財產品大量發行等因素影響，非銀行金融機構存款(屬于準貨幣)新增9435億元(相應減少單位活期存款)，比上年同期多增9164億元。

    2014年互聯網金融的野蠻生長可能會迎來真正的監管挑戰。

    18日，一則未經核實的消息稱，國家有關部門已經起草并擬出臺的有關條例，支付寶、余額寶、P2P等互聯網金融有望合法化。

    原工行行長楊凱生亦撰文表示，有效的監管是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我國的互聯網金融，前一段時間的飛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得益于”在監管方面享有了一定的“法外治權”。

    楊凱生建議引入負面清單的原則，將不能從事的活動明確列示出來，有了負面清單，既有利于形成“法無禁止便可行”的創新環境，同時也能夠明確哪些確實是不能觸碰的“禁區”。

    “例如融資類的業務方面，究竟能不能允許互聯網企業承擔信用風險？如果允許，是否應該有資本充足率的要求和提取撥備的規定？又比如在投資理財業務中，對有關產品變相吸收存款的做法究竟能不能夠允許？對它的資金來源和應用應不應該提出要求，要不要對相關的資金實行嚴格的托管監督？對它們在產品宣傳中是不是應該強制其必須充分揭示理財產品的風險，對它們的流動性風險要不要設立一些監管指標？等等。”楊凱生認為，互聯網金融不應該是一個無底線、無限制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