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周刊》與中國經濟研究院聯合發布《2013年31省份GDP含金量排名》

哪個省的GDP含金量更高

滬京粵連續三年蟬聯前三，GDP大省山東、江蘇排名落后。

老百姓不講GDP，我們需要怎樣的指標？

干部選拔任用告別“唯GDP政績觀”，更重“以德為先”。

1968年，美國統計部門首次編制分產業GDP(國內生產總值)數據。僅僅3年后，肯尼迪便在競選美國總統時對GDP進行了猛烈的批判：“GDP并沒有考慮到我們孩子的健康、他們的教育質量，或者他們游戲的快樂。它也沒有包括我們的詩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穩定……”

針對肯尼迪的言論，美國經濟學家曼昆指出：“GDP沒有衡量我們孩子的健康，但GDP高的國家負擔得起孩子更好的醫療保健；GDP沒有衡量孩子們的教育質量，但GDP高的國家負擔得起更好的教育制度；GDP沒有衡量我們的詩歌之美，但GDP高的國家可以教育更多公民閱讀和欣賞詩歌。”

對于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曼昆更強調經濟總量和經濟增長，而肯尼迪更強調民眾生活質量和幸福感。隨著經濟總量達到一定規模，肯尼迪的批判越來越成為共識。

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的眾多經濟學家認為，如今的中國，GDP仍然是最為重要的經濟指標，但不唯GDP論英雄已經成為共識，在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指導下，更強調發展質量、人民生活質量的指標越來越重要，居民收入的增加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的應有之義。

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要千方百計增加居民收入，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亦明確提出，完善發展成果考核評價體系，糾正單純以經濟增長速度評定政績的偏向，更加重視勞動就業、居民收入、社會保障、人民健康狀況。

據此，《中國經濟周刊》及旗下智囊機構中國經濟研究院，連續5年發布以反映居民收入為主要內容的“31省份GDP含金量(單位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排名”。通過這項指標，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近年來各省份經濟發展質量的增長情況。

需要說明的是，一般而言，GDP含金量是指從經濟產出中去掉由于經濟產出所耗費的資源成本、生態治理成本和社會成本之后的真實GDP。但本排名提出的GDP含金量更加強調居民的收入及居民的幸福感，因此也被稱為“居民收入幸福指數”。

2013年31省份GDP含金量大排名

2014年年初，《中國經濟周刊》旗下智囊機構中國經濟研究院通過統計全國31個省份公布的2013年的最新經濟數據(截至2月23日)，以北京大學中國區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楊開忠提供的“單位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計算公式(“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以“人均GDP”)為基礎，計算得出《2013年31省份GDP含金量排名》，并采訪專家學者對排名進行了深入分析研究。

結果顯示，2013年，中國大陸31個省份GDP含金量排名依次為：上海、北京、廣東、浙江、云南、江西、安徽、海南、重慶、山西、福建、黑龍江、廣西、貴州、四川、湖南、湖北、江蘇、天津、遼寧、河南、甘肅、河北、寧夏、吉林、山東、陜西、青海、新疆、內蒙古、西藏。

滬京粵連續三年蟬聯前三

廣東：從十名之外到穩居前三的秘密

自2011年以來，上海、北京、廣東已經連續三年位居前三，且位次無變化。

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區域與城市規劃研究中心主任方創琳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在北京和上海的經濟結構中，服務業的比重都超過了75%以上，且以高端服務業為主，如打造國際金融中心。通過產業結構升級轉型，居民收入相對更高，占人均GDP的比重也相對更大，GDP含金量的數值就會大。

楊開忠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一般而言，居民收入來源有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經營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北京、上海、廣東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最高的省份，也意味著居民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就多。同時，各種理財產品也多，獲取收入的機會就多了。隨著資本的增多，經營性收入也可能增加。另外，在轉移性收入方面，經濟越發達，這個地方在其他條件一定的情況下，福利就可能增多，社會保障就越完善。所以在這些地區的國民收入結構里，可支配收入在GDP的占比要高一些。

值得一提的是，近三年來位居前三的廣東省，在2009年、2010年的GDP含金量排名中只排在第9名和第11名，但卻在2011年躍至第3且一直保持至今。

方創琳解釋說，廣東最早是靠低端制造業來進行資本積累和GDP積累的。但在隨后的改革和經濟轉型過程中，廣東把原來占第二產業主要比重的低端制造業轉型為高端制造業。同時，廣東的開放程度比較高，發展了大量的服務業，第三產業的比重大大提升，服務貿易和國際貿易的比重以及物流業得到發展和加強。這些都推動了廣東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所以GDP含金量就高了。

經濟大省山東和江蘇的GDP含金量有點低

GDP和GDP含金量的排名不匹配，還看居民收入

分析《2013年31省份GDP含金量排名》發現，有兩個現象較為突出，一是不同區域之間的GDP含金量差異大；二是GDP總量大的，GDP含金量不一定高，有些省份GDP總量雖然小，但GDP含金量卻較高。

“GDP含金量的高低與差異，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各個省份的經濟結構。”楊開忠指出。

根據排名，GDP含金量排名后5位的省份，分別是陜西、青海、新疆、內蒙古、西藏，這幾個西部地區省份的排名也已經連續三年沒有動過了。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所長肖金成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西部地區有時候投資很大，上來一個大項目，但不一定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像某省份建一個大水電站，拉動投資很大，但建設的工程隊不一定是當地的老百姓，可能是別的省份的工程隊，設備也有可能是別的地方外購的，這樣對當地的居民收入并沒有帶來太大的影響，但GDP卻增加了，意味著分母上的人均GDP增加了，分子上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卻未顯著增加，這樣GDP含金量就不高。

方創琳認為，西部地區相比發達省份而言，產業支撐少，農業依舊占很大的比重，產業結構較低端，所以生產的產品是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低技術含量的產品，造成收入不高，人均可支配收入較低，同時在計算人均可支配收入時，西部地區的城鎮化占比也比較低，所以GDP含金量計算出來的結果是低的。

肖金成建議，西部地區在關注和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要更加重視民生和公共服務的投入。

除了區域之間的GDP含金量不平衡之外，GDP總量與GDP含金量之間的關聯性在有些省份也顯得不平衡。

2013年，廣東、江蘇、山東、浙江4省的GDP位居全國前四位。但GDP含金量卻分別排在第3、18、26、4。江蘇、山東兩省GDP總量雖然靠前，但含金量的表現卻并不突出，甚至有些落后。

方創琳分析稱，江蘇有大石化、大鋼鐵，重型制造業所占比重大，產業結構中第三產業的比重要相對弱一些，所以人均可支配收入要相對落后一些。蘇南雖然很發達，但蘇北很落后，平均下來，人均可支配收入就低下來了。

楊開忠認為，山東省的國企比較多，導致整個居民的經營性收入、理財收入增長會比較慢一些。另一方面，相比較北京、上海，山東和江蘇這兩個省，都非常重視實業，反而對理財方面的重視不夠。隨著對這方面的重視，江蘇和山東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快速增長是有潛力的。

值得關注的是，海南省雖然2013年GDP只有3146.46億元，排名全國第28，但其GDP含金量卻以0.45466排名全國第8。

方創琳分析稱，海南是國際旅游島，服務業占主導地位，這有助于直接增加當地居民收入，所以人均可支配收入會增加，GDP含金量也會較高。

經濟發展方式越來越“親民”

GDP增速新低，GDP含金量創新高

根據國家統計局1月20日公布的數據，2013年全國GDP為56.8845萬億元，增速為7.7%。這一增長速度與2012年持平，卻是近5年來的新低。

然而，《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分析近5年GDP含金量數據發現，雖然2013年GDP增速為新低，但2013年GDP含金量全國平均水平為近5年新高，而細化到每個省份，GDP含金量也呈上升趨勢。以31省份的算術平均數計算，近5年(2009年—2013年)全國GDP含金量平均值分別為0.3856、0.3756、0.3763、0.395、0.409，呈現上升趨勢。

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表示，2013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9.3%，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7%，經過城鎮化率53.7%的權重計算后，我國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超過了GDP7.7%的增長速度。

從GDP含金量的計算公式上看，GDP含金量會得到提升，是因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速度高于人均GDP的增長速度。

楊開忠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自“十二五”開局(2011年)以來，GDP含金量整體上升，說明我國經濟發展方式以及惠民的政策(不與民爭利的政策)落實得更加到位，民生政策和經濟發展方式的效果更加明顯、充分。全國各地的含金量增長普遍加快，只不過有的來得晚一點，有的來得早一點。有的省份財力強的，產業結構比較高端一點的，發展方式轉變得就快，表現到GDP含金量上增長就快。

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明確指出，完善發展成果考核評價體系，糾正單純以經濟增長速度評定政績的偏向，加大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產能過剩、科技創新、安全生產、新增債務等指標的權重，更加重視勞動就業、居民收入、社會保障、人民健康狀況。

“唯GDP政績觀”的改變，將使得我國宏觀調控體系更加健全，為市場和社會的穩態發展創造條件，使得居民收入增長更快，GDP含金量也會再創新高。

GDP含金量是什么？怎么計算？

人性化的GDP 幸福指數 幸福感 提高居民收入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馬克思主義研究學部主任程恩富認為，改善民生問題是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衡量經濟發展程度和經濟實力，不只是看GDP指標，首先應看民眾收入的多少，生活水平、生活質量的高低，以及“幸福感”的高低。程恩富認為，《中國經濟周刊》選用的“GDP含金量”與“人性化的GDP”、“幸福指數”、“幸福感”基本上是一致的，其核心是“提高居民收入”。

發展因子P2=I/MGDP

2005年，曾任山東電力集團公司高級工程師的崔健偉在《山東大學學報》上發表論文，正式推出P2=I/MGDP的公式，其中P2代表發展因子，I表示一個國家或地區居民的可支配收入，M表示當地居民人口，GDP表示當地的人均GDP。崔健偉提出的發展因子成為GDP質量的直觀表征，揭示了GDP的“民生含量”，且與后來本刊選用的“GDP含金量”測算公式基本一致。

單位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等于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以人均GDP

2010年，《中國經濟周刊》在全國范圍內尋找以人為本的新的經濟發展衡量指標時，北京大學中國區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楊開忠提供了“單位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計算公式：“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以“人均GDP”，得出的數值相當于當地的GDP含金量，即居民的幸福指數。此后5年的“31省份GDP含金量排名”均得到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和高度評價，該指標也因此沿用至今。

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民人均純收入)×城鎮人口占比

需要指出的是，人均GDP由當地GDP總數除以當地常住人口得出。而各地統計機構未公布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數據，所以根據專家建議，人均可支配收入采用近似算法，即由“(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民人均純收入)×城鎮人口占比”計算得出。

老百姓為什么不講GDP

我們需要怎樣的指標？

自1934年誕生以來，GDP(國內生產總值)指標為全球決策者判斷經濟冷熱、決定政策取向并精細調整力度與節奏提供了依據，也幫助企業分析市場機遇和挑戰，做出于己有利的商業決策。

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甚至這樣贊美GDP：“雖然GDP和國民經濟核算似乎有些神秘，但它們確實是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如同人造衛星探測地球上的氣候，GDP描繪出一幅經濟運行狀態的整體圖景。”

改革開放以來，GDP成為衡量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標準，不管是投行、經濟研究機構還是經濟學家，它們所作出的關于GDP增速的預期和判斷，總能引起關注，有的時候甚至影響股市的走向。GDP指標還一度成為地方官員頭上這頂烏紗帽的考核依據。

然而，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漸漸發現GDP指標自身有缺陷，GDP的增長并不能完全代表健康的發展。20世紀70年代中期、80年代后期和2008年前后，對GDP的質疑有過三次高潮。

專家認為，GDP指標不能完全反映經濟活動的總量、不能準確反映經濟活動的質量和效益、不能準確反映經濟結構、不能準確反映社會分配和民生改善、不能準確反映經濟增長對資源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

在我國，以往各地熱衷追求GDP，產生了許多問題。

首先，不利于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說，一些地方為了招商引資、爭搶項目，土地出讓“零地價”，稅收減免“無底線”，污染排放“看不見”。這么做既人為壓低了工業投資成本，助長產能過度擴張，導致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又削弱了企業的創新動力，使其習慣于低水平、低技術、低效率的重復投入，還把本應用于改善民生的財政收入變相用于補貼企業，嚴重擾亂了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

其次，不利于轉方式、調結構。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師范劍平表示，“一些地方官員看重GDP，是因為它能‘一年一變樣’，又代表政績，政績光鮮自然能步步高(14.57,0.41,2.90%)升。而轉方式、調結構是慢功夫，這一屆費力氣，收效的是下一屆，誰會去干這種‘傻事’呢？”

再次，不利于改善民生。王一鳴表示，過于重視GDP，必然會忽視改善民生，結果經濟蛋糕做大了，老百姓的幸福感卻降低了，以至于一些地方的群眾調侃干部“你們天天講GDP，我們關心的是人民幣”。

最后，不利于節約資源、保護環境。

除了GDP，國際上都有哪些衡量發展狀況的指標？

“凈經濟福利指標”：

1972年，兩位美國學者主張把城市中的污染、交通堵塞等經濟行為產生的社會成本從GDP中扣除掉；同時加入傳統上被忽略的經濟活動，例如休閑、家政、社會義工等。

“國內生產凈值”：

1989年，美國學者主張將自然資源損耗成本從GDP中扣除。

“可持續經濟福利指數”：

1989年，兩位美國經濟學家提出該指數，指數包含一些過去沒有的內容。例如，它計算財富分配的狀況，如果分配超出不公平的標準，必須被扣分；它還計算社會成本，如失業率、犯罪率；醫療支出等社會成本，也不能算成對經濟有貢獻。

“人類發展指數”：

1990年由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提出。這項指數最重要的突破，是認為國民所得在達到一定程度后，對人類帶來的福祉、效益會逐漸遞減；主張從人本觀點出發，反對以GDP作為國家最終追求的目標，這項指數除了調整國民所得之外，還加了三項指標，即人口平均壽命、成人文盲比例、學齡兒童就學率。

“可持續發展指數”：

1995年，聯合國環境署提出。這套指標包含四大類：一是社會，二是經濟，三是環境，四是政府組織、民間機構。綜合這幾個方面得出可持續發展指標的狀況。

“綠色GDP”：

1997年，德、美三位學者共同提出了“在財富成倍增加的同時使資源消耗減半”的新理念，還提出了綠色經濟和綠色GDP的新概念。(資料來源：人民日報)

干部任用新條例加緊落實

干部選拔任用告別“唯GDP政績觀”，更重“以德為先”

2013年6月28日—29日，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提出，要改進考核方法手段，既看發展又看基礎，既看顯績又看潛績，把民生改善、社會進步、生態效益等指標和實績作為重要考核內容，再也不能簡單以GDP增長率來論英雄了。

干部政績考核的“唯GDP政績觀”飽受詬病，改進考核辦法勢在必行。時隔半年，2014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印發了新頒布實施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下稱“《干部任用條例》”，通過法律的形式，明確了選用干部的基本導向，為選賢任能提供了參照標準。

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員胡仙芝向《中國經濟周刊》評述認為，新的《干部任用條例》更加注重德才兼備，以德為先，改變“唯GDP政績觀”，為干部選拔任用指明了新風向。

GDP：全不考核還是分類考核

新的《干部任用條例》雖然只用了176個字概括了新的考核辦法，但分量很重。《干部任用條例》第五章第二十七條特別強調：“考察地方黨政領導班子成員，應當把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社會和諧進步、文化建設、生態文明建設、黨的建設等作為考核評價的重要內容，更加重視勞動就業、居民收入、科技創新、教育文化、社會保障、衛生健康等的考核，強化約束性指標考核，加大資源消耗、環境保護、消化產能過剩、安全生產、債務狀況等指標的權重，防止單純以經濟增長速度評定工作實績。”

新的政績考核評價指標出臺，如何根據不同地區、不同層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的職責要求，設置各有側重、各有特色的考核指標？GDP是否應該納入考核？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所長肖金成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GDP增長速度不應該作為指標，因為各地實際情況差異很大，有的地方GDP增長很快，但并不是說干部就非常努力，比如有的地方民營企業很繁榮、很發達，GDP增長快，恰恰干部最省力；而有的地方GDP雖然增長很慢，但干部很辛苦。

但是，對于中國這個發展中國家，首要的任務還是發展。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區域與城市規劃研究中心主任方創琳向《中國經濟周刊》表示，GDP考核指標還應該有，但同時也要考核環境保護、資源節約、城鎮化質量的指標，把過去單一的GDP考核指標，轉化為由GDP為主導、兼顧其他指標的多元考核指標。

根據《干部任用條例》剔除的諸多考核指標，北京大學中國區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楊開忠向《中國經濟周刊》建議，在不同地區，各項指標的權重應該不同。“這個調整應該跟《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中的四大功能區結合起來。對不同的主體功能區要實行不同的績效考核評價辦法。”

2011年6月8日發布的《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按開發方式將國土空間劃分為優化開發區域、重點開發區域、限制開發區域和禁止開發區域四類主體功能區，并規定了相應的功能定位、發展方向和開發管制原則。同時，提出了推進實現主體功能區主要目標的時間是2020年。

在楊開忠看來，“禁止開發區域，就不用考核GDP，權重就是零。最主要看生態保護和人民生活保障等指標；而限制開發區域GDP的權重也應該大大降低。”

在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看來，我國的生態保護區、農業開發區等，都屬于限制開發的區域，都應該降低GDP考核指標的權重；而對生態脆弱的比如內蒙古、寧夏、青海等地的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應該取消GDP的考核。竹立家告訴《中國經濟周刊》，指標的權重設置要各有側重、各有特色。“如北京環保問題比較重要，環保的權重就應加大；貴州經濟發展比較落后，經濟指標的權重就重要一些。”

政府債務變化指標應與GDP增長指標同步匹配

值得關注的是，政府債務首次納入干部政績考核。

政府債務，包括中央的債務和地方的債務，是指政府憑借其信譽，政府作為債務人與債權人之間按照有償原則發生信用關系來籌集財政資金的一種信用方式，也是政府調度社會資金，彌補財政赤字，并借以調控經濟運行的一種特殊分配方式。對一些地方政府而言，一定時期的政府債務與當地的黨政領導及其事業發展有著密切的聯系。

根據以往的情況，大家更關注的是地方債務。如果說GDP是一個可以證明官員政績的“積極指標”，政府債務則是一個約束性指標。由于政績有時間的延續性和后滯性，所以很多地方官員會為了即時的政績而動用舉債的方式，為此有些官員在任期內干得很好，動靜很大，上大工程、上大項目，但離任后卻給當地留下很多債務。

針對這種短期行為，胡仙芝表示，很有必要在干部考核中完善經濟指標，將GDP增長指標和政府債務變化指標做同步匹配，這樣的考核結果才更具有公平性。

2014年1月23日起，各省份審計廳陸續公布了各自政府性債務審計結果。在債務指標方面，各省份自己公布的債務負擔率(債務余額/GDP)均低于100%，總債務負擔率超過90%的有北京、重慶、貴州、云南；重慶、云南已接近100%的國際警戒線。

如何控制地方債務繼續擴大蔓延？“將地方債納入干部考核，對發債有約束，肯定能緩解地方債務。”楊開忠同時還指出，官員是有個性差別的，“有的官員是保守型，有的官員是冒險型，所以不能期望各個地方都沒有債務危機，這某種程度上是由官員本身的性格決定的。”

“才”須以“德”為基礎

《干部任用條例》在選拔任用黨政領導干部的原則中，還新增加了“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選拔原則。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選拔任用干部要“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什么樣的人該用，什么樣的人不重用，都要把德放在首位”，并提出了政治品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和社會公德并重的“四德”標準和考核要求。

“可以看出，中央領導集體對干部道德情操的要求甚高。”楊開忠認為，在德才兼備這一標準中，“德”具有主導和根本意義，“才”只有在“德”的基礎之上才有現實意義。

竹立家更進一步論述了“德”的重要性，他認為，不再唯以GDP選人，即便是按照新條例中的考核標準，比如就業、居民收入、科技創新、教育文化、社會保障等其他指標都做得很好，也不能保證這個人的“德”就好。“如果這個人在‘德’方面很差，這樣的人能重用嗎？我們選人的標準就是德才兼備，以德為先，任何地方選人用人的標準都不能與總標準相違背。這是關鍵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