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底公布的中央一號文件，名為《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水利改革發展的決定》。這是近年來首個以水利為名稱和主要內容的中央一號文件。

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要建立水利投入穩定增長機制，力爭通過5年到10年努力，從根本上扭轉水利建設明顯滯后的局面，文件要求，多渠道籌集資金，力爭今后十年全社會水利年平均投入比2010年高出一倍。

按此標準，2010年我國水利投資是2000億元，增加一倍就是4000億元，未來十年，水利總投資將達到4萬億元。投資界將此稱之“后四萬億時代的新四萬億”，并解讀為中央投資政策的重要轉向。

文件提出，鼓勵符合條件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通過直接、間接融資方式，拓寬水利投融資渠道，吸引社會資金參與水利建設。

新4萬億投入補欠賬？

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給出了水利投資的新圖景。

文件要求，力爭通過5年到10年努力，從根本上扭轉水利建設明顯滯后的局面。到2020年，基本建成防洪抗旱減災體系，重點城市和防洪保護區防洪能力明顯提高，抗旱能力顯著增強。力爭今后十年全社會水利年平均投入比2010年高出一倍。

中央一號文件還要求，加大公共財政對水利的投入，各級財政對水利投入的總量和增幅要有明顯的提高，從土地出讓收益中提取10%用于農田水利建設，按照目前全國每年土地出讓金收益計算，10%就是700億元左右。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稱，之所以要特別規定從土地出讓收益用籌集農田水利建設，是為了給地方配套資金戴上一個硬指標的“緊箍咒”。

2010年，中國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投資1139.15億，其中有土地出讓金的市級政府和縣級政府，投資分別是97.86億和152.75億元。

本報記者獲悉，中央一號文件下發地方后，各省級黨委、政府已相繼召開農村工作會議和水利工作會議。省級版的一號文件已紛紛出臺，內容主要為貫徹落實中央一號文件精神的實施細則。

山東省的一號文件即規定，10%-20%的土地出讓收益將用于農田水利建設。據山東省水利廳的一位官員估計，這一數目將達50億。

除了土地出讓收益外，新增建設用地有償使用費、水利建設基金、水資源費、河道工程修建維護管理費、水土保持補償費、水工程占用補償費等水利費用也將用于農田水利建設。

聊城市水利局河道工程管理處一位官員告訴記者，去冬今春，聊城計劃投資10.15億元實施農田水利建設，新建、修建各類水利工程21692項。這遠遠超出了去年同期2.71億元的投資額。

與山東等經濟發達省份相比，中西部省份的水利投資受困于經濟發展狀況，但亦有大幅提升。如寧夏今年將投資25億元，主要用于灌區許建配套、大型泵站更新改造、病險水庫除險加固等重大水利建設項目。

寧夏自治區委政策研究室農村處處長羅全福(音)告訴記者，相比于去年10億元的水利投資，今年25億元的資金籌集難度加大。

寧夏去年實現一般預算總收入286.8億元，其中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完成153.6億元。

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加強對水利建設的金融支持。綜合運用財政和貨幣政策，引導金融機構增加水利信貸資金。同時，廣泛吸引社會資金投資水利。文件提出，鼓勵符合條件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通過直接、間接融資方式，拓寬水利投融資渠道，吸引社會資金參與水利建設。

鄭風田表示，這幾年來，中央投入農田水利建設的資金年年增加，然而水利欠賬問題卻越來越嚴重。中央此次空前加強水利投入，正是為了補足歷史欠賬。

在農村義務工和勞動積累工(簡稱“兩工”)取消之前，農村地區仍然維持著勞動力投入為主的基本建設機制。鄭風田測算，這七八年下來，水利欠賬用勞動量計算達三四百億個工日，假定每個工日的工錢是100塊錢，按貨幣折算的話，欠賬正好接近4萬億。

聚焦“最后一公里”

一號文件高度重視“最后一公里”問題，將突出加強農田水利薄弱環節建設。

山東省聊城市莘縣董杜莊鎮宋莊村的“風水”可謂得天獨厚，金堤河從北面流過，馬頰河從南面流過，徒駭河的一條支流從東面流過。

宋莊村老村長宋大偉的地里都蓋上了蔬菜大棚。這些河流距宋大偉的地也就數里之遙，然而，由于引水的渠道年久失修，形成淤積，無法把水引到田里，宋大偉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這些河流流過。

為了能夠保證大棚蔬菜的用水需求，宋大偉在地里挖了一口井。

“現在挖井，越挖越深，幾年前打個10多米就能見水，現在需要打20多米了。”宋大偉說。

而肇始于去年秋冬的200年一遇的山東大旱，正在更大程度上威脅著這樣的村莊。

由于長期取地下水灌溉，莘縣的地下水漏斗區面積已達1380平方公里，占全縣國土總面積的98%，土地沙化、水文地質條件惡化等問題凸顯。

鄭風田表示，目前農村水利建設中最大的問題正是“最后一公里”的建設缺位問題，盡管利用中央撥款修建了水庫、主渠道等，但仍無法有效通到田間地頭。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副所長杜曉山表示，以往水利建設的投資大部分用于大型的水庫建設、水利樞紐工程，中小型水庫病險率高、渠道垮、堵、淤、漏等現象卻遲遲得不到解決。

農田水利設施建設管理乏力、年久失修，經營日趨困難、管理日趨衰敗。

鄭風田在調研中發現，在重慶市長壽區，其全年水利建設資金的一半以上投入到了大型水庫、長江提水工程、城市用水工程、堤防工程等主要面向城市的重點水利工程之中，而用于農村飲水安全工程、鄉鎮集中供水工程的資金僅占10%左右。

勞力組織難題

擺在中國農田水利建設道路上的新命題是：建設資金有了，如何找人來建？

眼瞅著自己的地有水灌不上，宋大偉也想過動員村里的人一起出力把水渠挖通到田間地頭。

“沒有多少人愿意，一些村民長期在濟南、青島打工，地流轉給了別人，水渠修好了，對他沒什么用。”宋大偉稱。

作為村里的公共事業，農田水利建設目前采用“一事一議”的方式來決定實施與否。但宋大偉告訴記者，每次開會都約不齊人，會上大家意見也不一致，到最后，事情還是決議不下。

這正是擺在中國農田水利建設道路上的新命題：即使有了建設資金，如何找人來建？

鄭風田表示，在許多農村地區，農業收入已經不再是農民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甚至只占很少一部分，種糧的比較收益太低，農民已缺乏投入建設農田水利設施的積極性。

而由于農田水利建設具有公共品特性，作為理性個體的農戶有強烈的搭便車動機，試圖通過“一事一議”這樣的方式要求村民承擔水利設施的建設、維護、管理費用，通常難以達成一致協議。

記者了解到，為了調動村民興修水利的積極性，各地政府采取了“一事一議”財政獎補的策略。

例如山東省的一號文件就規定，今年農田水利建設的“一事一議”財政獎補將達50%。莘縣規定，在一事一議籌資籌勞規定的標準限額內，按村民籌資籌勞總額的40%予以獎補，其中省級財政獎補資金占60%，縣財政獎補資金占40%。

但由于獎補資金申請程序過于復雜，一般的村民對此政策并不“感冒”。

在如何組織村民建設農田水利方面，鄭風田建議，建立綜合化的農民合作組織，有效利用和重建社區社會資本。同時建立“自下而上”的需求表達機制，建立一套能夠使村民個人對基礎設施的私人需求轉化為公共的或集體需求的基礎設施需求偏好表達機制。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