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上海率先在包括陸路、水路、航空、管道運輸在內的交通運輸業，以及包括研發、信息技術、文化創意、物流輔助、有形動產租賃、鑒證咨詢在內的部分現代服務業開展“營業稅改增值稅”試點。

“營改增”之后，稅率雖然從5%升至6%，但由于稅額可進行抵扣，不少現代服務業企業已開始享受到這一實惠。

然而，《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在日前的采訪中獲悉，包括馬士基旗下丹馬士、喬達國際等在內的國際知名貨運公司，被指借“營改增”之機，向外貿企業多收了6%的稅錢，等同“變相漲價”。

丹馬士深圳分公司一位不愿具名的業務人員向記者確認了上述事實，但否認漲價一說，稱“只是根據開具增值稅發票的要求進行的變更”。

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專家劉桓指出，能否接受貨運、貨代以及檢驗機構在稅改以后開出的價碼，是外貿企業與這些公司進行商業博弈的一個過程，與稅改無關。

稅改后，支付更高了？

“‘營改增’試點后，丹馬士通知我，在原來的服務價格上，我們需要多支付6%的稅額。”作為一家每年運轉資金超過千萬美元的外貿企業老板，王建國（化名）表示非常不解。

他以丹馬士多項服務內容中的“起運港文件費”為例向記者表示，在“營改增”之前，費用為100元（其中包含了5%的營業稅）；“營改增”后，卻上升到106元。

據他介紹，自今年1月1日上海試運行“營改增”以來，“已經不知收到了多少家貨代、貨運以及檢測公司的通知”，這些通知都明確指出，在開具增值稅發票后，需要在原有的費用上多支付6%的稅額。

王建國遇到的問題并非個案。多家外貿企業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都表示收到了類似通知。據上海某外貿公司項目經理楊小姐透露，在其合作對象中，貨運公司丹馬士、喬達國際，檢測機構ITS、SGS、申美，貨代公司DHL、威騰等，都發來了通知。

貨運公司收費標準不一

不過，并非所有與外貿相關的現代服務業都需要多支付6%。楊小姐表示，在港交所上市的東方海外就沒有這一要求。同樣是上述“起運港文件費”，在“營改增”之后，外貿企業也只需支付東方海外100元（其中還包含了6%的增值稅）。

同一種業務的公司，“營改增”之后，收費為什么不一樣？

上海國稅局一位負責人向記者解釋說，“誰多支付？誰少支付？這是需要企業雙方進行協調的，稅務局方面沒有硬性規定。”

王建國認為，“丹馬士、喬達等公司是通過稅改變相漲價”。

對于這一指責，丹馬士深圳分公司上述人員表示，“我們開出6個點的增值稅稅額，企業可以進行全額抵扣，外貿企業其實并未多負擔費用。”

王建國則認為，雖然可以作為進項稅額進行抵扣，但對于新開張、沒有銷售業績的工廠而言，檢測費用中6%的進項稅額，企業沒有銷項稅額來抵扣，就要憑空多承擔一部分費用。

專家：屬于商業博弈

“對于外貿企業而言，我們也是很歡迎‘營改增’的。作為一般納稅人，我們可以將這部分費用劃入進項稅額進行抵扣，”王建國指出，“但是沒想到，此前現代服務業的眾多公司，卻借此調價。”

仍以上述100元“起運港文件費”為例，“營改增”之前，該費用除去5%的營業稅，應該為95元左右；然而在“營改增”之后，在不含稅的情況下上調到了100元。

“這一例子僅是相關業務往來中很小的一筆費用。”楊小姐指出，含稅與不含稅，本是買賣雙方討價還價的結果，但很多國際貨運公司在并沒有與外貿企業談判協商的情況下，就將原本“含稅”的價格變為“不含稅”的價格。

與未進行“營改增”地區的貨運、貨代以及檢驗公司而言，“稅改下的這些（指丹馬士、喬達國際等）并不具有競爭力，”王建國表示，“對于我們而言，非但未從增值稅發票中獲益，還有虧本風險，我們寧愿選擇別的公司。”

“可是企業沒有其他選擇。”王建國指出，因為這些國際知名貨運公司以及檢測機構大部分是歐美買家指定的企業。

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專家劉桓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指出，能否接受貨運、貨代以及檢驗機構在稅改以后開出的價碼，是外貿企業與這些公司進行商業博弈的一個過程，與稅改無關，“賣方市場下，外貿企業只能被迫接受這一價碼；買方市場下，外貿企業則有壓價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