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宏觀形勢不明、國內經濟出現下行態勢的時候，金融改革比任何一個時期都顯得更為迫切。9月17日，“一行三會”和外匯局共同編制的《金融業發展和改革“十二五”規劃》(以下簡稱《規劃》)發布，引起業內強烈關注。《中國經營報》記者采訪多位業內專家，試圖厘清《規劃》的突破以及缺憾，以“關鍵詞”的形式描摹出未來中國金融市場化改革的路線圖。

    關鍵詞

    存款保險制度

    進程

    擇機出臺《存款保險條例》

    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金融機構破產法律體系，規范金融機構市場退出程序，加強行政退出與司法破產之間的有效銜接，是《規劃》的亮點之一。

    《規劃》提出，要強化監管維護金融穩定和安全。其中包括，建立完善存款保險制度及金融機構市場退出機制。擇機出臺《存款保險條例》，明確存款保險制度的基本功能和組織模式。

    巴曙松(微博)分析，這與“十二五”期間需要推進的一系列金融改革直接相關，例如利率市場化以及金融機構更多轉向中小企業和農業等領域、銀行業務日趨多元化等，都客觀上需要多層次的金融風險防范體系。存款保險制度就是其中代表性的一個組成部分。

    上述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方人士表示，健全存款保險制度的建立，建立金融機構破產法律體系，規范市場退出程序，無疑是與引導民資進入金融服務業，參與金融改制相輔相乘的。

    《規劃》指出，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參與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機構的改制和增資擴股。支持民間資本參與設立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等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和小額貸款公司，增強對“三農”和小微企業的金融服務能力。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袁鋼明建議：未來應該進一步鼓勵更多的民間資本成立民營銀行，在風險可控制范圍內推動金融的大發展。

    關鍵詞

    人民幣跨境結算

    進程

    沒有明確時間表

    作為中國金融改革中最為關鍵的一步，人民幣自由兌換一旦邁出，中國金融市場與國際金融市場的融合將大大增強。由此，資本項目放開也成為備受關注的重點。

    不過，人民幣資本項目完全放開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利率和匯率市場化加以配合。因此，《規劃》并未給出一個明確的預期時間表，這為改革留下了較大空間。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本《規劃》未提及“人民幣國際化”，僅提及“人民幣跨境結算”。這無疑延續了央行此前一直對“人民幣國際化”的表述采取的“慎重”態度，而以“人民幣跨境使用”代替的一貫思路一脈相承。

    《規劃》強調的是，要“進一步研究建立人民幣對新興市場貨幣的雙邊直接匯率形成機制，積極推動人民幣對新興市場經濟體和周邊國家貨幣匯率在銀行間外匯市場掛牌。”

    “盯住新興市場經濟體的意義在于，發展人民幣在區域市場的優勢。”安邦咨詢研究員劉梟分析，“在人民幣沒有實現自由兌換前，人民幣是不可能實現真正國際化的，因為沒有暢通的回流渠道。”

    自2008年12月以來，人民銀行與韓國、日本、中東、澳大利亞、東盟等多個國家和地區簽署貨幣互換后，人民幣貨幣互換規模迅速增長。

    這也有助于降低貿易成本、促進人民幣的跨境使用與流通，同時也有助于加強市場在進一步強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中的作用。

    關鍵詞

    貨幣政策

    進程

    轉向價格型調控

    “十二五”期間，貨幣調控將更加突出價格穩定目標。作為宏觀調控方面的政策，對該項政策的著力點位列《規劃》提出的八個主要政策的首位。

    一直以來，我國貨幣政策都是多目標制管理，其中保持經濟增長、維持物價穩定是最重要的兩個目標。此次《規劃》中強調貨幣調控更突出價格穩定目標，意味著通脹目標在央行貨幣政策調控中的權重將比以往有所增大。

    興業銀行(11.74,-0.05,-0.42%)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微博)分析認為，這包含了兩方面的含義：一方面是對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實行通脹目標制經驗的總結和借鑒，也有利于利率市場化更加平穩推進；另一方面，更廣泛意義的整體價格水平穩定，意味著不僅僅關注CPI等商品價格的穩定，資產價格的狀況也將被納入關注范圍。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方人士認為，預計存款準備金率的使用頻率將有所減少。

    不過，他強調：“貨幣政策成功轉型的前提是，利率市場化的深化帶來金融市場的有效率，再加上金融企業破產退出機制的完善，否則不但調控無效，而且風險將無限波及經濟。”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貨幣政策目標將重點關注通脹之外，還提出了要關注更廣泛意義的整體價格水平穩定，比如，商品與服務，股票、債券，以及房地產等價格的波動。

    這或許意味著央行在未來制定貨幣政策時，可能考慮將資產價格作為重要參考。

    關鍵詞

    保險費率市場化

    進程

    尚無提及

    業內人士總結，可以將《規劃》中涉及保險業的內容歸納為“三化一拓寬”：市場主體多元化、保險機構專業化、運營管理市場化以及拓寬保險服務領域。而相應的政策大都已經正在研究制定中。

    首先，在市場主體多元化方面，《規劃》講到“規范發展相互保險組織，試點設立自保公司。”

    另外，《規劃》中再次提到“支持符合條件的國有資本、民間資本和境外資本投資保險公司。”而自2010年保險牌照再度開閘以來，各類資本涌入保險市場，保險市場主體迅速增多，目前亦并無放緩趨勢。

    但新批保險公司開始向區域性、專業性保險公司轉變，《規劃》是在鼓勵市場主體多元化也是在鼓勵保險機構專業化。

    除市場主體多元化、保險機構專業化以外，運營管理市場化是《規劃》隱含的另一大政策方向，主要體現在公司治理和資金運用兩大方面。

    其中，公司治理方面，保監會在年初即將研究保險退出機制列為今年的三大工作重心之一。另一方面，《規劃》中多次提及的是保險資金運用的市場化改革。包括支持符合條件的中小保險公司設立公司治理完善、股權結構合理、市場化運作的保險資產管理公司，也包括鼓勵開展資產管理產品創新，穩步開展保險資金投資不動產和未上市企業股權。目前保監會計劃的新13項投資新政陸續出臺，保險公司PE、不動產牌照也在密集獲批。

    “但是，在市場化方面，《規劃》并沒有提到費率市場化，自由競爭的內容，而這是決定保險業是否市場化的關鍵所在。”一位保險公司戰略發展部人士認為。

    關鍵詞

    信托、金融租賃

    進程

    成為規劃盲區

    在采訪中，多位專家都對《規劃》中對于信托和金融租賃行業的缺位表示不解。

    記者也注意到，本《規劃》對于銀行、保險、券商、基金、期貨都做出了較明確的規定，甚至對作為“非正規軍”的小額貸款公司、擔保機構和典當行都有提及，卻唯獨少了“金融四大支柱”之一的信托業，通篇報告里也無“信托”字眼。

    而在“十一五”規劃中，對于信托、租賃公司都有提及。“十一五”規劃明確表示，要將“信托投資公司辦成提供資產管理、財務顧問等服務的專業化理財機構。發揮金融租賃公司在企業技術更新、設備改造和中小企業融資等方面的積極作用，鼓勵商業銀行參股或設立金融租賃公司。”

    而隨著信托業規模的快速擴張，其重要性也逐漸顯現。截止到目前，信托資產規模已經接近6萬億元人民幣，其中，銀信合作業務占比大于三成，此外還有大量的其他通道類業務。

    普益財富相關分析人士認為，信托缺位的直接原因是其他金融機構的業務拓展，資產管理業務已經全面鋪開，對信托公司業務產生的擠出效應。

    目前，銀行、券商、基金、保險、期貨公司都在大力拓展自身的資產管理業務，無論是在優質產品的選擇上還是在客戶的爭奪上，都對信托公司構成競爭。

    此外，信托公司自主管理能力不高，“融資工具”角色沒有根本轉變，尚未成為典型的金融機構，也是其邊緣化的內在原因。

    關鍵詞

    利率市場化

    進程

    尚無量化目標

    利率市場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等問題一直是金融改革的焦點所在，然而，此次《規劃》中對上述兩方面改革的描述并無太多新意。

    “不僅表述上沒有太多新的提法，而且，也沒有給出改革關鍵要素明確的時間表和量化目標。”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方人士告訴記者，“有時間有措施才叫《規劃》，目前《規劃》還是以改革為主線，而非以發展為主線。”

    事實上，我國在1996年實現了同業拆借市場的利率市場化，并且在隨后的十多年里，貨幣市場利率市場化程度不斷完善。

    然而時至今日，作為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重要步驟，“什么時候放開存款利率上限、貸款利率下限，由商業銀行自主定價，《規劃》中都沒有明確。”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市場研究總監魯政委還指出，各項改革之間的關系與推進的協調性與次序仍然未能清晰顯示，“利率市場化與綜合化經營之間的協調；巴塞爾協議與資產證券化、綜合化經營推進之間的協調”等問題。魯政委的建議是，應進一步出臺細則予以明確。否則，利率市場化朝著《規劃》中“放得開，行得成，調得了”的方向或難有序推進。

    不過，從《規劃》中可知，上海銀行間市場同業拆借利率將在利率市場化中扮演重要角色。

    這就意味著，隨著利率市場化進程的展開，理財產品等表外業務的發展，以及商業銀行為爭奪存款對存款基準利率進行上浮，市場利率與基準利率之間的差異已經非常明顯，以SHIBOR作為市場基準利率的重要性將不斷提高。

    關鍵詞

    直接融資比例

    進程

    首次提出量化指標

    與以往不同，《規劃》首次提出了金融業發展的量化指標：一是金融服務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保持在5%左右，二是非金融企業直接融資占社會融資規模比重提高至15%以上。

    “這一量化目標毫無懸念地能完成。”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袁鋼明認為，指標定得過低了。

    央行公開數據顯示，2011年金融業增加值占比為5.09%，直接融資占比為14%，已經基本達到上述目標。

    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是，我國直接融資比例偏高是不爭的事實。

    然而，在今年未來信貸增長長期放緩，股市相對低迷的情況下，企業債券融資或許將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逐漸成為企業融資的主要方式，其重要性將逐漸超過信貸和股權融資。

    截止到今年8月，社會融資總規模為1.24萬億元，其中企業債(2584億元)加上股票融資(208億元)比重已超過22%。

    所以，提高直接融資比重，重點在積極發展債券市場，而不是股市。“但遺憾的是，相比于股票市場的面面俱到，《規劃》對于債券市場改革的措辭仍然模棱兩可，很難看出改革的決心。”安邦咨詢研究員劉梟稱。

    實際上，困擾中國債券市場發展的主要瓶頸是市場分割與多頭監管。《規劃》在談及債券市場發展時，仍然回避統一債券市場的命題，取而代之“加強各部門協調配合”，言下之意是，“統一的債券市場并不是'十二五’期間金融改革的主要目標，這意味著，債券市場'多龍治水’的既得利益格局很難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