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企既要研究“干法”更要研究“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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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八大報告站在全國大局的高度上,對新時期的經濟社會發展提出了新起點、新挑戰、新目標、新要求,也為鋼鐵行業未來的發展指明了方向。今年,國內經濟同比增速減緩。在這一大環境下,全…
黨的十八大報告站在全國大局的高度上,對新時期的經濟社會發展提出了新起點、新挑戰、新目標、新要求,也為鋼鐵行業未來的發展指明了方向。今年,國內經濟同比增速減緩。在這一大環境下,全國大中型鋼企利潤也出現大幅度下降。中國經濟增長格局正在發生著一些較大的趨勢性改變。這種趨勢性改變對鋼鐵產業走勢將產生什么影響?這值得鋼鐵行業進行研究和關注。
首先,要看到中國經濟增長方式和盈利模式正在發生大的改變。一直以來,國內許多行業和企業的高盈利是與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同步的,尤其是鋼鐵行業表現更為明顯,企業效益快速增長是借勢而為、乘勢而上的。這實際上是依靠高投資率和“大進大出”的進出口拉動的資本存量擴張的發展方式和盈利模式。但近10年來,這種發展方式和盈利模式的邊際效應已經發揮到極致。
中國經濟增速減緩可能不會是短期現象,這意味著中國告別過度依賴出口、過度依靠投資驅動時代的轉折點的到來,也標志著2001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外部貿易紅利和內部投資驅動效應的終結。過去習慣于依靠投資、依靠出口、依靠低附加值制造業拉動經濟增長的盈利模式已經難以為繼。如果我們對這種根本性變化缺乏敏感性和心理準備,還停留在已有的經營管理的慣性上,就會使企業生產經營工作處于被動局面。
其次,要看到中國經濟正轉向中速增長。中國經濟歷經了30多年的快速增長之后,既積累了規模總量,也積累了一些矛盾和問題,如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結構性矛盾,資源消耗過多、環境污染嚴重、增長方式粗放等問題。尤其在鋼鐵產業,結構不盡合理、資源保障矛盾突出、能源環境約束剛性化、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等問題日趨明顯。
在需求不足和供給過剩的結構性矛盾沖突中,一方面是鋼鐵總量過大卻仍還保持著一定規模的擴張,另一方面是經濟效益水平很低。鋼鐵工業經濟發展的現狀表明,近些年來,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受經濟體制改革所釋放的紅利基本耗盡、人口紅利優勢衰減、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緩慢、環境治理任務繁重、生產要素成本進入周期性上升階段、外需環境長期低迷等一系列因素的影響,中國經濟開始由高速增長期轉入中速的正常增長周期。這些因素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是長期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如何從過去10年乃至20年形成的對經濟高增長的依賴性轉化為對經濟中低速增長運行的適應性?這是當前鋼鐵行業和企業發展面臨的新挑戰。
再其次,對當前形勢要有清醒認識。我們既要看到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帶來的危害的嚴重性,又要看到發達國家衰退后經濟復蘇緩慢的超常性,還要看到搶占新科技與產業革命戰略制高點的超前性。目前歐美國家的債務危機問題并沒有得到真正解決,全球金融危機遠沒有結束。按照近120年來所發生的歷次金融危機統計概率,每次金融危機一般伴隨著2年~3年的經濟低迷期,最長的影響期限是3.8年。本次金融危機從爆發到現在已經4年時間了,但一些主要受影響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仍明顯低于正常復蘇情況下的水平。據歐洲央行專家的研究、分析和計算表明,一些重要發達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要在復蘇開始5年后才能達到危機前的最高水平。在目前全球經濟問題迭出的背景下,中國經濟不可能獨善其身。西方國家經濟復蘇緩慢和歐洲債務危機對全球增長影響的日益加劇,都必然影響到中國經濟增長大格局的變化,也必然影響到全國鋼鐵產業發展的走勢。
更值得關注的是發達國家一方面以超常的緩慢速度復蘇著,另一方面卻又不失時機地超前推進科技創新,培育新的主導產業,搶占新科技革命和新主導產業發展的戰略制高點。美國在《復蘇法案》中提出,用1000億美元用于新科技革命和新主導產業的發展;歐盟提出在“綠色技術”和其他高技術方面要達到全球領先水平,并決定在2013年之前投資1050億歐元用于“綠色經濟”發展;法國要建立200億歐元的“戰略投資基金”,用以發展新的主導產業;德國要投入5億歐元支持電動汽車業發展;韓國制定了《新增長動力規劃及發展戰略》,計劃投資1550億韓元支持發展新興產業,重點發展再生能源,以躋身世界能源強國;日本制定了《新經濟成長戰略》,擬投資1156億日元,重點發展能源與環境、健康兩大新興產業。西方發達國家一方面出臺短期政策,刺激經濟復蘇走出發展的低谷;另一方面卻又利用危機倒逼機制,搶先尋求新的增長動力,以促使經濟走向新的發展階段。美國、日本、歐洲國家應對當前金融危機的“兩手”策略使我們看到,當前鋼鐵產業發展不是熬過了“寒冬”就能迎來“春天”,而是要面對經濟結構轉型期的“陣痛”,尋求產業優化升級上臺階的突破。
最后,要看到鋼鐵工業面臨著國內外經濟大格局變化的新挑戰和新機遇。一是面臨著“三駕馬車”拉動經濟增長基本面改變的挑戰。過去以投資和出口為主導的“三駕馬車”拉動經濟增長,促進重化工業發展的增長模式正在逐步轉向以消費為主導的去重化工業發展的增長模式,由此將形成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占比穩中有降、第三產業占比穩中有升的格局,這對鋼鐵工業解決目前存在的需求不足與產能過剩的矛盾、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將形成新的挑戰。二是面臨著中國經濟增長格局改變的挑戰。中國經濟中速增長時代的到來,將對目前高消耗、高成本、總量大、低效益、要素驅動的粗放式發展的鋼鐵工業產生嚴重沖擊,并形成更大壓力。三是面臨著復雜多變的外部環境挑戰。全球金融危機危害的嚴重性、美日歐等發達國家經濟復蘇趨緩性、三大礦山巨頭控制鐵礦資源的壟斷性等形成了不利于中國鋼鐵業發展的外部環境。四是面臨著后危機時代企業“早衰”的挑戰。從世界各國企業的發展歷史來看,企業發展中有兩個衰亡率很高的時間門坎,即企業發展10年左右和40年左右,前者被稱為“死嬰率”,后者稱為“壯年夭折率”。在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下,在中國經濟增長大格局的變化中,優勢鋼鐵企業和劣勢鋼鐵企業會明顯向兩極分化,強者更強,弱者更弱,一部分“弱不禁風”的企業將在危機后困境角逐的大洗牌中被淘汰掉。總體上說,在目前需求不足與供給過剩的市場格局下,鋼鐵行業已從一個機會時代轉向經營時代,從過去的“需求性增長”轉化為“競爭性增長”。這就決定了當下產能過剩、同質化嚴重、需求疲軟、成本升高的市場競爭已不僅僅是一場產品之戰,而是一場品種差異、質量優劣、成本高低和服務認知之戰。
危機是一個經濟周期的轉折點,更是一個經濟秩序重建的起點。當前,鋼鐵企業既面臨著嚴峻挑戰,更面臨著充分利用危機倒逼機制發展和提升自身的新機遇。鋼鐵企業在過去高速增長的機會時代,更多研究的是“干法”;進入中低速增長的經營時代,不僅要研究“干法”,更要研究“活法”。一方面,鋼鐵企業要借機而動,搶抓機遇拉長延伸和拓展產業鏈,同時開展一業為主多元化經營,由此促使微利時代的鋼鐵企業增加效益,穩固資金鏈,以時間換空間,為鋼鐵主業后續發展奠定牢固的基礎;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在鋼鐵主業發展上狠下工夫,推動鋼鐵主業以變化的市場需求結構為導向,加快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步伐。在內部總體布局上,企業要以既有基礎的產銷平衡最大化來爭取企業效益的最大化;通過技術改造提高工藝技術裝備綜合配套水平,促使工藝流程系統優化和“爐機”體系的技術經濟指標全面改善;進一步加強全過程質量和成本控制,提高產品質量,降低成本費用,不斷打造企業競爭優勢;深化技術研發,增強產品差異性,大力增強企業市場競爭力;著力推進節能環保循環經濟發展,形成企業新的利潤增長點,增強企業內生力和生存力;推進“兩化”融合,在各環節上實施精細化管理,向管理要效益;大力提高企業人力資本、生產資本(基礎設施和生產設備)、資源資本和文化資本的質量,增強企業可持續發展能力。通過以上舉措的實施,從根本上提高企業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以實現鋼鐵企業在優化升級的更高水平、更高層級上的發展。
首先,要看到中國經濟增長方式和盈利模式正在發生大的改變。一直以來,國內許多行業和企業的高盈利是與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同步的,尤其是鋼鐵行業表現更為明顯,企業效益快速增長是借勢而為、乘勢而上的。這實際上是依靠高投資率和“大進大出”的進出口拉動的資本存量擴張的發展方式和盈利模式。但近10年來,這種發展方式和盈利模式的邊際效應已經發揮到極致。
中國經濟增速減緩可能不會是短期現象,這意味著中國告別過度依賴出口、過度依靠投資驅動時代的轉折點的到來,也標志著2001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外部貿易紅利和內部投資驅動效應的終結。過去習慣于依靠投資、依靠出口、依靠低附加值制造業拉動經濟增長的盈利模式已經難以為繼。如果我們對這種根本性變化缺乏敏感性和心理準備,還停留在已有的經營管理的慣性上,就會使企業生產經營工作處于被動局面。
其次,要看到中國經濟正轉向中速增長。中國經濟歷經了30多年的快速增長之后,既積累了規模總量,也積累了一些矛盾和問題,如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結構性矛盾,資源消耗過多、環境污染嚴重、增長方式粗放等問題。尤其在鋼鐵產業,結構不盡合理、資源保障矛盾突出、能源環境約束剛性化、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等問題日趨明顯。
在需求不足和供給過剩的結構性矛盾沖突中,一方面是鋼鐵總量過大卻仍還保持著一定規模的擴張,另一方面是經濟效益水平很低。鋼鐵工業經濟發展的現狀表明,近些年來,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受經濟體制改革所釋放的紅利基本耗盡、人口紅利優勢衰減、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緩慢、環境治理任務繁重、生產要素成本進入周期性上升階段、外需環境長期低迷等一系列因素的影響,中國經濟開始由高速增長期轉入中速的正常增長周期。這些因素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是長期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如何從過去10年乃至20年形成的對經濟高增長的依賴性轉化為對經濟中低速增長運行的適應性?這是當前鋼鐵行業和企業發展面臨的新挑戰。
再其次,對當前形勢要有清醒認識。我們既要看到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帶來的危害的嚴重性,又要看到發達國家衰退后經濟復蘇緩慢的超常性,還要看到搶占新科技與產業革命戰略制高點的超前性。目前歐美國家的債務危機問題并沒有得到真正解決,全球金融危機遠沒有結束。按照近120年來所發生的歷次金融危機統計概率,每次金融危機一般伴隨著2年~3年的經濟低迷期,最長的影響期限是3.8年。本次金融危機從爆發到現在已經4年時間了,但一些主要受影響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仍明顯低于正常復蘇情況下的水平。據歐洲央行專家的研究、分析和計算表明,一些重要發達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要在復蘇開始5年后才能達到危機前的最高水平。在目前全球經濟問題迭出的背景下,中國經濟不可能獨善其身。西方國家經濟復蘇緩慢和歐洲債務危機對全球增長影響的日益加劇,都必然影響到中國經濟增長大格局的變化,也必然影響到全國鋼鐵產業發展的走勢。
更值得關注的是發達國家一方面以超常的緩慢速度復蘇著,另一方面卻又不失時機地超前推進科技創新,培育新的主導產業,搶占新科技革命和新主導產業發展的戰略制高點。美國在《復蘇法案》中提出,用1000億美元用于新科技革命和新主導產業的發展;歐盟提出在“綠色技術”和其他高技術方面要達到全球領先水平,并決定在2013年之前投資1050億歐元用于“綠色經濟”發展;法國要建立200億歐元的“戰略投資基金”,用以發展新的主導產業;德國要投入5億歐元支持電動汽車業發展;韓國制定了《新增長動力規劃及發展戰略》,計劃投資1550億韓元支持發展新興產業,重點發展再生能源,以躋身世界能源強國;日本制定了《新經濟成長戰略》,擬投資1156億日元,重點發展能源與環境、健康兩大新興產業。西方發達國家一方面出臺短期政策,刺激經濟復蘇走出發展的低谷;另一方面卻又利用危機倒逼機制,搶先尋求新的增長動力,以促使經濟走向新的發展階段。美國、日本、歐洲國家應對當前金融危機的“兩手”策略使我們看到,當前鋼鐵產業發展不是熬過了“寒冬”就能迎來“春天”,而是要面對經濟結構轉型期的“陣痛”,尋求產業優化升級上臺階的突破。
最后,要看到鋼鐵工業面臨著國內外經濟大格局變化的新挑戰和新機遇。一是面臨著“三駕馬車”拉動經濟增長基本面改變的挑戰。過去以投資和出口為主導的“三駕馬車”拉動經濟增長,促進重化工業發展的增長模式正在逐步轉向以消費為主導的去重化工業發展的增長模式,由此將形成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占比穩中有降、第三產業占比穩中有升的格局,這對鋼鐵工業解決目前存在的需求不足與產能過剩的矛盾、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將形成新的挑戰。二是面臨著中國經濟增長格局改變的挑戰。中國經濟中速增長時代的到來,將對目前高消耗、高成本、總量大、低效益、要素驅動的粗放式發展的鋼鐵工業產生嚴重沖擊,并形成更大壓力。三是面臨著復雜多變的外部環境挑戰。全球金融危機危害的嚴重性、美日歐等發達國家經濟復蘇趨緩性、三大礦山巨頭控制鐵礦資源的壟斷性等形成了不利于中國鋼鐵業發展的外部環境。四是面臨著后危機時代企業“早衰”的挑戰。從世界各國企業的發展歷史來看,企業發展中有兩個衰亡率很高的時間門坎,即企業發展10年左右和40年左右,前者被稱為“死嬰率”,后者稱為“壯年夭折率”。在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下,在中國經濟增長大格局的變化中,優勢鋼鐵企業和劣勢鋼鐵企業會明顯向兩極分化,強者更強,弱者更弱,一部分“弱不禁風”的企業將在危機后困境角逐的大洗牌中被淘汰掉。總體上說,在目前需求不足與供給過剩的市場格局下,鋼鐵行業已從一個機會時代轉向經營時代,從過去的“需求性增長”轉化為“競爭性增長”。這就決定了當下產能過剩、同質化嚴重、需求疲軟、成本升高的市場競爭已不僅僅是一場產品之戰,而是一場品種差異、質量優劣、成本高低和服務認知之戰。
危機是一個經濟周期的轉折點,更是一個經濟秩序重建的起點。當前,鋼鐵企業既面臨著嚴峻挑戰,更面臨著充分利用危機倒逼機制發展和提升自身的新機遇。鋼鐵企業在過去高速增長的機會時代,更多研究的是“干法”;進入中低速增長的經營時代,不僅要研究“干法”,更要研究“活法”。一方面,鋼鐵企業要借機而動,搶抓機遇拉長延伸和拓展產業鏈,同時開展一業為主多元化經營,由此促使微利時代的鋼鐵企業增加效益,穩固資金鏈,以時間換空間,為鋼鐵主業后續發展奠定牢固的基礎;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在鋼鐵主業發展上狠下工夫,推動鋼鐵主業以變化的市場需求結構為導向,加快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步伐。在內部總體布局上,企業要以既有基礎的產銷平衡最大化來爭取企業效益的最大化;通過技術改造提高工藝技術裝備綜合配套水平,促使工藝流程系統優化和“爐機”體系的技術經濟指標全面改善;進一步加強全過程質量和成本控制,提高產品質量,降低成本費用,不斷打造企業競爭優勢;深化技術研發,增強產品差異性,大力增強企業市場競爭力;著力推進節能環保循環經濟發展,形成企業新的利潤增長點,增強企業內生力和生存力;推進“兩化”融合,在各環節上實施精細化管理,向管理要效益;大力提高企業人力資本、生產資本(基礎設施和生產設備)、資源資本和文化資本的質量,增強企業可持續發展能力。通過以上舉措的實施,從根本上提高企業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以實現鋼鐵企業在優化升級的更高水平、更高層級上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