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穩健貨幣內涵 加強宏觀預調微調

　　2012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敲定，2013年貨幣政策將延續“穩健”基調。如何準確把握穩健內涵，確保經濟穩中求進，既關乎貨幣政策，又不僅限于此。

　　穩健不是模棱兩可，而應穩中求進、穩中有變。回顧2012年，穩健貨幣政策一波三折： 一季度經濟增速放緩至8%附近，貨幣政策處于觀望期。5月下旬以后，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中央高層形成共識，貨幣政策向寬松轉型，6月8日和7月6日央行兩次下調人民幣存貸款利率。四季度中國經濟逐步企穩，央行逆回購悄然由放轉收。

　　對照2012年貨幣政策軌跡，2013年實施穩健貨幣政策，就是要相機決策、靈活微調。如果不發生大的轉折性事件，貨幣政策不宜過于激進，也不應猛踩剎車，真正做到穩健。

　　總體上看，2013年應力爭將物價上漲水平控制在3.5%以內，經濟增長8%以上。為此，貨幣政策應為經濟結構調整創造空間。研究表明，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已降至7%至8%，下一步結構調整壓力很大，若濫用擴張性貨幣政策，一旦釀成新泡沫，反而欲速則不達。

　　應堅持質量與效益相統一。GDP增加，不等于任何問題迎刃而解。當然，沒有速度的增長也不行。中國面臨的問題和矛盾很多，需要在發展中解決。比如，中國仍有大量貧困人口存在，1.5億人還達不到每天1美元收入的標準。中央立足長遠，提出7.5%左右的年度增長目標，有其良苦用心。各地經濟增速可能會略高于潛在增速，但若出現增速過快、投資泡沫等情況，不排除2013年央行貨幣政策適度收緊的可能。

　　隨著中國與世界接軌，以及金融創新的發展，貨幣信貸與物價水平之間的關系越來越不穩定。就算社會融資總量與物價水平能夠保持一定計量關系，也難通過貨幣政策工具進行精確調控。2013年，重要的不是將新增信貸控制在9萬億元左右，而要看最終效果。

　　2013年中國能否把物價水平控制在3.5%以內，難度也不小。從國內外情況看，物價上漲壓力不容小覷。國內土地、勞動力等要素價格，農產品(5.77,0.00,0.00%)和服務類價格都存在上漲壓力；美國一再使用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歐央行也啟動了“直接貨幣交易”(OMT)計劃，日本央行更將購入資產的基金規模擴大至91萬億日元，都可能導致輸入型通貨膨脹。若國內物價上行趨勢顯現，且經濟下行壓力不大，2013年上半年適度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不是不可能。

　　還要避免貨幣政策改革方向回潮，不能變相回到直接調控的老路。早在1998年，中國人民銀行即宣布取消對國有銀行的貸款限額控制，逐步轉向以間接調控為主的宏觀調控體系。如今，利率市場化改革并未完成，金融機構對價格信號變動的敏感性仍然不足，間接調控的政策效果大打折扣。最近幾年，金融監管部門重啟直接調控工具，各銀行月度信貸規模有時也被明確限定，加上信貸“籠子”的測算方法不對外公布，其科學性難以考證。

　　從貨幣政策實施效果和金融體制改革考慮，中央銀行組織架構也須優化，強化總部對形勢的研判和對政策的把握。通常，基層金融監管部門須保證有大量人力物力，與總部呈現“上面小、底下大”的正三角形關系，否則難以完成對基層營業網點的檢查。但中央銀行基層分支機構的主要功能，是統計分析以及個別抽樣調研，以便總部在基層數據和調研基礎上，進行測算和評估，及時出臺或調整貨幣政策。因此，央行與基層機構之間應是“上面大、底下小”的倒三角形關系，才能保證貨幣政策的恰當實施。

　　在新一輪政府機構改革中，應充實中央銀行總部和省級分行的力量，同時將冗余的央行基層機構人員或劃歸總部，或劃轉到其他金融監管機構，充實它們的基層監管力量。這顯然是牽一發動全身的金融體制改革深化，但這樣的改革，有利于貨幣政策實施到位。

　　貨幣政策與其他結構性政策的協調配合，也需要加強。從1978年算起，中國市場化進程已經進入第35個年頭。中國經濟發展的情況復雜，僅依賴總量性貨幣政策，很多問題無法妥善解決。加上貨幣政策出臺后有時滯，且在啟動經濟時呈現“收風箏易、放風箏難”的特征，更需要與財政政策、產業政策和監管政策更好地協調配合。

　　比如小微企業融資難，就不能指望通過貨幣政策得到化解。在經濟形勢較好時，小微企業貸款滿足率也相對有限；貨幣政策一旦緊縮，首先出現資金鏈斷裂的可能就是小微企業。為此，監管部門出臺了差別化監管政策，提高對小微企業不良貸款比率的容忍度，允許增發相關金融債等，刺激了金融機構增加對小微企業的貸款。但如果貸款支持的是一家產能過剩型小微企業，比如風電，它很可能因競爭激烈而倒閉。這就需要貨幣政策與產業政策相互協調，互為呼應。只顧自行埋頭拉車，往往容易發生碰撞。

　　總之，隨著宏觀審慎監管重要性的日益顯現，中央銀行需要和其他部門加強協作，實施逆周期監管，真正守住風險底線，有效支持實體經濟發展。這對于正在進行結構調整的中國經濟尤為關鍵，貨幣政策真正穩健了，宏觀調控才能張弛有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