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北方地區連續霧霾，已引發關于經濟發展方式、能源結構與環境保護的討論日益激烈。對霧霾原因與PM2.5來源的實證研究表明，燃煤污染是一大來源。如何盡快減少燃煤污染物排放，成為應有之舉。

　　污染大，治理昂貴

　　減少污染物排放，一般而言有減少煤炭使用與末端治理兩大途徑。如果能在末端實現各種污染物的零排放，那么煤炭從整體上就是“零排放綠色能源了”。事實上，煤炭清潔化利用一直是解決該問題的途徑。那么，多清潔算清潔？在一定的技術與成本范疇內，可以做到何種程度？在目前的存量污染已經十分嚴重，邊際損害成本已經非常高昂的背景下，相比可再生能源局部污染物零排放的事實，即使加裝了回收設施，總體而已，煤炭利用的剩余排放仍舊顯得“非常昂貴”。而要做到零排放，其成本將非常之高，而技術上也存在問題。

　　以煤電廠脫硫為例，目前，我國的大氣二氧化硫污染物排放總量已經實現持續下降，這主要是電廠普遍加裝脫硫裝置，實現了85％以上的脫硫率。即使如此，由于總量巨大，其環境影響仍舊非常可觀。要進一步減少排放總量，就需要進一步提高脫硫率到接近100％，解決余下的15％的脫硫問題，成本會相當高，技術上也很難做。

　　這是局部污染物的情況，另一個考慮在于全球污染物 溫室氣體帶來的氣候約束。煤炭碳排放強度最高，而末端治理目前可以看到的唯一的技術手段就是碳埋存（CCS）。但是，CCS的最大潛力涉及往地球內部注入高濃度的CO2 ，這其中的可靠性、環境完整性以及可行性的爭議非常大，主要地區示范項目的進展緩慢。筆者對CCS的前景非常悲觀，一方面在于福島核電站事故之后，民眾對于技術的可靠性失去了信心；而更重要的是，隨著可再生能源經濟性的進一步增強，CCS的減排成本已經越來越不具優勢。在失去經濟吸引力的情況下，煤炭大規模減排的唯一可行與經濟性途徑，就變成了減少其活動水平。

　　能源戰略需變革

　　在這一背景下，如何盡快減少煤炭使用成為解決污染霧霾問題的途徑。傳統上，“富煤、缺油、少氣”是中國能源資源稟賦的概括，這一點基本是共識。但是，這一事實的含義意味著中國只能或者必須“以煤為主”，或者說過去形成的“煤為主”（占75%以上）的能源結構不需要大幅度盡快改變？筆者認為不是這樣。

　　首先，過去煤炭的使用，在整體上面臨著“得不償失”的批評。2011年8月，美國的三位環境經濟學者在美國經濟評論發表題為“美國經濟體環境污染核算”的文章，其基本結論是：在美國，燃煤電廠的空氣污染損失，要大于其經濟增加值（是增加值的0.8到5.6倍）。國內一些機構與學者的研究也彼此印證，中國的煤炭外部成本如果內部化，并以價格形式表現出來，真實成本要上升70%－80%，而煤炭利用的所有環節所造成的各種損失，約占GDP的7%－9%。

　　其次，中國的煤炭賦存條件并不優越，未來煤炭消費如果繼續上升，煤炭強烈的依賴進口也是開放經濟中的不二選擇。過去，我國基于人為壓低的計劃性煤炭價格，寬松的環境管制標準，低廉的國內制造與人工成本，形成了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與能源基礎設施。目前，中國煤電機組的造價水平與發電成本，仍比發達國家低30%-50%甚至更多。筆者基于經濟模型的模擬顯示，未來這一成本如果仍舊如此之低，那么中國仍將會大量地依賴于煤炭消費。但顯著的變化在于煤炭的來源：由美國、俄羅斯等地出產的煤炭有更強的競爭力 。在基礎設施可得與操作性因素忽略的背景下，中國未來的煤炭消費增量將主要通過進口滿足，到2050年，中國的煤炭對外依存度將超過50%。

　　再次，天然氣、核能、各種可再生能源技術多樣，成本不斷下降，提供了煤炭之外豐富的選擇。技術與基礎設施改善程度進一步增強。

　　另外，中國對于煤炭的依賴，從歷史與國際比較看，并不具有特殊性。許多發達國家在石油時代之前都經歷了以煤炭為主導能源的歷史，因為那個時候選擇少，煤炭價格也便宜。英國是首先使用煤炭的國家，淘汰煤炭（降到其高峰用量的10%以下）用了100年以上，而其他歐洲國家淘汰的速度要快的多，為60-100年左右。對于煤炭的路徑依賴，從技術動力學的角度來看，并不顯得非常特別。

　　最后，從溫室氣體排放的角度看，如果現存的化石能源探明可采儲量富集的碳全部釋放到大氣中，那將是1萬億噸碳的排放。如果將本世紀末溫升2度作為控制目標，全球碳排放“預算”2000-2050年也只有1萬億噸的水平，比化石能源富集的碳要少得多。從這一角度，大氣資源比化石能源更加稀缺。如果要實現氣候系統溫升的這一“緊目標”，那無疑意味著整個能源系統的“脫碳化”。這一顯性的約束如果在未來作用于能源系統，那么煤炭將很難有它的位置。技術動力學對能源技術的歷史總結認為，一種能源退出歷史，都不是因為它的耗竭，而是出現了更好、更高級的能源。煤炭代替薪柴，油氣替代煤炭，都莫不如此。

　　在我國，煤炭現在無疑還是主體，那需要問的是：煤炭是否會有不是主體的那天？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話，那么何時改變將成為一個關鍵的問題。這方面，最為常見的一種說法是：煤炭在20-30年內的主體地位將不會改變。但如果將這一提法理解為對未來能源經濟系統的預測，那么其預測的基礎是什么？有何政策與行動含義？如果這一論斷的含義在于其他能源形式不需要大規模發展，那么是不是意味著20-30年后還是類似的情況，因為那個時候煤炭依舊是大頭，而其他形式，特別是可再生能源，由于缺乏實踐，成本并不會自動降低，這種路徑依賴將自我鎖定，長期無法改變。

　　能源經濟系統是開放的系統，受人們的行為與政府政策影響很大，關鍵是對系統的預期與目標。作為后發國家，中國淘汰煤炭的進程更快是可能的，在各種局部污染物、全球污染物以及開采成本約束同時存在的背景下，也需要這么做。

　　限制煤炭使用是政策問題

　　煤炭是占主體還是非主體，這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二值問題。如果煤炭在能源結構中的比重（份額）代表其地位，這存在任意多可能性。在減少煤炭消費具有明顯的巨大收益（甚至關乎基本人權）的條件下，這已經是一個政策選擇問題。

　　歷史上，煤炭在整體能源結構與發電結構中的比重一直居高不下，政府的規劃已經對此進行了下降的預計與設計。“十二五”規劃提出了到2015年煤炭消費比重降低到65%左右的目標。而更遠期的政策目標設定，是一個非常復雜并且有些“非科學”的問題，取決于對直接經濟代價的承受力、社會經濟發展、政治心理等等。但是，從能源基礎設施壽命的角度，在30-40年內實現對煤炭使用的淘汰是可能的。如果能夠在2040-2050年間實現煤炭的淘汰，那將意味著世界各國的“趨同”。

　　基于環境資源的更大的稀缺性，環境約束需要更加顯性的作用于未來能源系統的結構演進。

　　從政策工具來看，市場化基礎的，覆蓋全部經濟部門的措施可以包括：提高煤炭的資源稅水平到20%-50%；與其他能源與環境政策結合，推出碳稅或者碳交易體系；給普遍性能源服務予以補貼。

　　在政策標準與社會事物上，可制定老舊煤礦的退役標準，開始制定30-40年關閉50%煤礦的計劃，以及人員分流； 將電廠硫、氮氧化物、煙塵排放標準進一步提高。

　　在行政措施上，全面取締煤炭的直接燃燒，關停小、散、亂煤炭利用的基礎設施。

　　總之，筆者認為：在當前的形勢下，討論加速煤炭在能源結構中的淘汰，相應的政策選擇以及直接經濟代價是有價值的。

　　基于限制煤炭使用，設定加速煤炭淘汰的階段目標，到2040-2050年完全淘汰煤炭的使用，應該成為政策選擇。